打一顿美国孩子

作者简介

江岚,教育技术学硕士,中国古典文学博士,现执教于美国。“海外女作家协会”终身会员,“加拿大华人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 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理事会理事。
当年我在里海大学的教育学院念书的时候,长女雪儿一岁多。幼儿天真可爱的花样日新月异,让初为人母的我天天惊艳。与此同时,她的自我意识冒出新芽,她摸索着“独立”的起点,就是不肯乖乖听话了,开始试探着摸索各种规矩的界限到底在哪里。那天傍晚,我如往常一样将她放在厨房的流理台上,自己在另一头张罗晚饭,一边和她说话。“妈咪不要拍蒜蒜!”牙牙学语的小娃娃奶声奶气,她不喜欢我用刀背狠拍在砧板上的响声。“炒菜要用的啊,不怕,拍一下就好,”我笑。回头见她抓住了流离台上的小玻璃瓶子,就对她说:“宝贝,那个是妈妈用来装盐的,不能玩。”她嘻嘻笑,抓着瓶子的小手伸出去,说:“扔扔!”

“不能扔!”我放下手中的活儿,一个箭步跨过去,夺下瓶子,放过一边。

就在我一转身的功夫,她抓住了另一个小瓶子,冲我笑:“扔扔!”

“不行,宝贝,不能扔,”我这回没有移动,只是盯着她,板起了脸。“这个瓶子里是酱油,妈咪做饭用的,不能扔。”

她仍然嘻嘻笑,一边试探地将握着瓶子的手再往前伸一点儿,作势要扔。

“妈咪已经说过了,不能扔,快放下。”我一字一顿地重复,然后加重了语气,警告她:“妈咪已经说过三遍了。不听话的孩子,妈咪是要打的。”

她圆圆的小脑袋晃来晃去,一双吊在半空的小肥腿也晃来晃去,笑嘻嘻地看着我,慢慢地松开了抓着瓶子的小胖手。

“啪!”瓶子掉到地上,没有破,只是摔开了瓶口,酱油迅速流满一地。我应声跨过地上的狼藉,抄起一把干净的小竹铲,二话不说,抓过她的小手来就打。

然后把大哭的她抱起来,放进她房间的小床上,说:“妈咪警告过你,不听话的孩子是要挨打的。”然后退出来掩上房门,到厨房继续做饭。

等老阳下了班,一进大门听见女儿哇哇大哭,过来问我:“这孩子今天怎么哭得这么凶?”我如此这般把经过说了,同时交代他此时不能过去看孩子——我和雪儿之间发生的事,必须在我们母女二人之间了结。如果他此刻插进来,去哄孩子则损害我的威权,去看一眼不理她则伤害他们父女的感情,有害而无利,不如暂时不出现。在我们共同养育孩子二十几年的过程中,老阳非常通情达理。只要他认为我是对的,不管我怎么处置孩子,他都不会反对。有时觉得我过了头,也会等到孩子们不在身旁才指出来。当下任由老大在婴儿房放声大哭,他只在厨房帮我做饭。做完了晚饭,我过去抱起雪儿,问她:“知道错了吗?妈咪说过了,不听话的孩子肯定要挨打的。”孩子抽抽噎噎地点头。我打她,因为我说出去的话就得算数,更因为孩子们是不会天生“听话”的,需要训练。尤其对于3岁以前的幼儿,“听话”是一个必须养成的习惯。这里“听话”的概念和陪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没有直接冲突,树立父母的话语权威,不等于将孩子训练成为对大人俯首帖耳的小羊羔。

我们都说小小孩儿“天真”可爱,那么“天真”是什么?是还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没有判断对错的标准,没有区别安全与危险的经验……所以保护他们、及时引导他们,是父母当尽的职责。这项职责的完成很大程度上以父母的话语权威为基础。问题是为人父母者,并不天然地拥有这种权威,也无法经由单方面的、硬性的灌输或强行施加建立,而是在正确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职责的过程当中,与孩子彼此互动,让孩子能够全心信赖、全心依靠之后,自然而然逐步形成的。孩子年龄越小,越“天真”,这种权威的绝对性就越重要。当懵懂无知的幼儿试图挑战这种权威,——对不起,就只能挨打了。
晚上,老阳说:“我把厨房流理台子上那些瓶瓶罐罐收起来了。”哦,我点头。孩子的新花招,我们的新对策,就这样共同长大。可孩子逾越警戒线的企图总会不断发生,犯了规,“在能打的时候赶紧打,”老阳笑。“等到不能打的年纪,就拿她没办法了。”所谓“不能打”的年纪,指的是孩子上学以后。据说,美国是“孩子们的天堂”,法律不允许打孩子。否则爱管闲事的邻居、职责所在的教师,还包括被打的孩子们自己,都有可能报警。我小时候任性得很,没少被我小叔叔“家法侍候”,长大以后并不觉得我家那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封建家长制”教养方式有什么不好。“棍棒底下出孝子”,中华文化的古有明训,当适用于教养所有的孩儿,在美国出生的为什么就要是例外?!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地方,《圣经》明明白白记着:“不要不纠正孩子的错误。他们不会因为受了杖打而死掉。身体责罚也许会让他们保住性命。” (箴言13:24),还有“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箴言29:15),那么不能打孩子的法律又立足在哪里?!
老阳顺口的一句话,让我心里存了疑。孩子们即便明白了所有道理,有时候也还是会犯错的。等雪儿再长大一点儿,再犯了什么错,我要怎么办?于是,“教育心理学”的课堂上,我把这些问题抛给了讲台上的老教授。“所以啊,将来你要在每一个房间里都准备一条鞭子,方便随时取用。免得生气起来要动手的时候,满世界找不到鞭子,让孩子看笑话,”教授笑着回答说。“美国法律规定的是不许‘虐待’孩子,并非不许‘杖责’孩子。二者之间有严肃的概念的差别。”我明白了。我们对其中差别的理解偏误,如同中文的“南瓜”和英文的“pumpkin”,词意的指代不是完全对等的,简单的词语转换带来错位的概念转换,自然不准确。父母执行对孩子的肉体惩罚,首先有方式的讲究。老教授用“杖责”这个词已经表述的很明白,亲子之间皮肤的接触只能是爱的表示,肉体惩罚通过合适的工具执行。其次,“杖责”有程度的限定。在屁股或掌心肉多的地方快速拍击,责罚的是孩子犯错的行为,不是孩子本人,不能带来他们身体上长期的疼痛。其三,“杖责”有出发点的约束。让孩子记住犯错的教训,而不是父母自己失去控制用孩子来出气,发泄自己的愤怒、挫折等负面情绪。当然“体罚”也不止“杖责”一种,根据孩子接受的程度,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罚跪”、“面壁”都是体罚可以采用的不同方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孩子们“犯错”的状况层出不穷,到底在什么程度上执行体罚才合理?这一点,幼儿教育的教科书上罗列得非常清楚:1)导致他们遭遇危险的行为;2)自私,自我中心倾向严重的行为;3)违反社会道德标准、行为准则的举动和心理倾向;4)故意的重复犯错。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父母用体罚管教孩子的方式,并非我们中国人落后的野蛮的封建家长制的家教遗风,更没有被先进的发达的资本社会的教育理念彻底摈弃。实际上,幼儿教育已经用实证研究证明,经受父母或家长合理体罚,严厉管教长大的孩子,成年以后对大家庭,对宗族,有更强烈的归属感。

随着老二的出生,雪儿慢慢长高长大,升上了初中。有一阵子,她迷上了“美国女生娃娃珍藏系列”,用自己写作文获奖的一百美金,去买了这么一个娃娃回来。自从有了这个娃娃,她恨不得日以继夜捧着,几个星期下来,三门主课,数学、语文和社会学的单元测验成绩统统都很差。更恶劣的是,她改了成绩登记表上的分数,给我签字时是一个数,还给老师时改回原来的数,还不止一次。我第一次发现个中蹊跷,生气,教育;第二次,更生气,再教育。到第三次忍无可忍,二话不说,抄起家伙就给她一顿竹板夹肉。我们这个学区的孩子们上到初中,社会学课程中已经完成教导孩子如何抵抗“家暴”,寻求自我保护的内容。小丫头吃了痛,跳起来大叫:“妈咪不可以打我!老师说打人的家长要被警察抓起来!”嗬!我料到她总有一天会如此这般对着我叫唤的,果然就来了。当下也不和她啰嗦,拿起电话拨通她们校长的号码,说次日必须要和他约谈。第二天下午,我们母女坐在校长办公室,我陈述事情经过,告诉校长:“所以昨天下午,我把她揍了一顿。她说,打孩子的家长要被警察抓起来。”校长转头看着雪儿,说:“亲爱的,如果我小时候做了这样的事情,肯定也要挨父母揍的。你妈咪爱你,才要把这种错误的行为从你身上打出去。”

从此,雪儿再也不敢随便和我耍花枪。我揍她的情形,连当时只有五岁的老二也至今记忆犹新,早早明白再调皮捣蛋也不能越过规矩的界限。我自忖没有“虐待”孩子之嫌疑,放心履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职责,孩子们倒也并没有因此把我当成后娘。不过她们懂事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逼得我不得不动用体罚的严重事件,因为她们已经从幼年时期所受的皮肉之苦当中,得到了足够她们铭记一辈子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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