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川普前顾问班农和传说中的普京顾问杜金之思想比较
（本文根据在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举办的中信大讲堂第35讲、蓟门法治金融论坛46讲内容整理）
主持人致辞
孔丹：各位嘉宾、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心中一定有一个问题，今天为什么是我来主持而不是刘纪鹏主持呢？一直以来，纪鹏作为主持人是很辛苦的，因为他要跟所有的学者沟通。我也是做主持的行家。我们中信基金会差不多三年左右举行了75次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多数就是由我主持的，所以纪鹏考不住我，我是个专门做主持的。
纪鹏说我有不同寻常的宏观视野，我承认自己多少有点宏观视野，可是怎么不同寻常，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我看在座的几位专家有不同寻常的宏观视野，我就是给他们搭台、让他们唱戏，主持人要做的事就是把所有目光和焦点对准我们的学者和专家，而不是主持人自己。
今天的嘉宾有国资委金融局局长李冰，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乔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曾任解放军某部副部长郝叶力，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郭克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若恩，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季红，商务部机关事务局局长王开前，北京瀚丰联合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王晋定，国家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战略研究员沈敏锋。各位都是来宾，校内的嘉宾有商学院的杨杰副院长，还有商学院的巫云仙、宏结、马克态、张弛、马志英、张毅来、霍钊等几位教授，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今天的演讲嘉宾是崔之元教授，另外演讲之后有三位评议嘉宾就是房宁、乔良和纪鹏院长，现在有请崔之元教授上台演讲，我们把焦点就对准崔教授。
以下为崔之元教授的主题演讲：
一、批判性地了解班农和杜金有利于完善“中国方案”
今天讨论川普前顾问班农和传说中的普京顾问杜金，他们都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和政治民粹主义者。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是对新自由主义方式的全球化的一个反弹，是一种世界性的运动。
比如最近德国默克尔联合政府组阁失败，这是1945年二战以后德国右翼第一次过了5%的门槛进入了联邦议会，德国法律规定不到5%是不能进入议会的。英国退欧还面临着爱尔兰边界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有密切联系的。
因为班农在正式担任川普的顾问之前，和英国右翼保守的政党就有很多密切的关系。他有一个发表他自己观点的网站——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他专门在伦敦建了一个分支机构，这个分支机构就鼓吹退欧。“经济民族主义者”和“政治民粹主义者”是对“新自由主义”方式的全球化的反弹，是一种世界性的运动，最近德国默克尔联合政府组阁失败和英国退欧谈判条件难产，也是反映。
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密切的联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也不同于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因此在我们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方案的时候，深入批判性地了解班农和杜金的看法是有必要的。
二、班农论“美国精英之错”与“中国模式”
（一）美国精英错在哪？
班农今年8月份离开了白宫以后，很多舆论认为他的影响并没有减小，甚至有可能更大，因为他说话更自由了。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对他很重视，上个月班农在香港做了一次报告，接着王岐山同志又找班农专门聊了一次。班农最近在日本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日本记者问：你和王岐山聊了什么？班农说这是私人谈话不便透露，但是可以说一点，我们讨论了民粹主义问题。这点他透露了。
民粹主义是很有意思的讨论。像孔总这一代人可能对俄国革命历史都非常熟悉而且有一定的感情，比如说十二月党人，包括托尔斯泰说他是民粹主义者，所以民粹主义者在俄国历史上只是到民间去。连托尔斯泰都说，这个词并不是现在流行的贬义词。但是现在，我们一般都容易把民粹主义当成一个贬义词。我觉得其实比较复杂。民粹主义最基本的含义是反精英。班农认为美国精英一直在犯错，他认为，“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的讲话对美国是一个警钟，中国将在2035年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并在2050年前拥有全球领导权。”
班农认为，尼克松时代，美国精英就犯了严重错误，没能准确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自由民主的关系。班农进而认为，克林顿和布什时代的美国精英之错在于，“把中国带到了世界，给予最惠国地位，让它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战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世界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二战后建立的。真正的世界结构或国际秩序，是共产主义垮台，中国将成为其中一个活跃的部分。”这都是班农的观点。
班农认为，中国模式仍然是所谓的儒家商主义权威模式，“川普认为，中国有今日之博弈，是美国精英的错。这不是小的错误，而是根本性战略错误，将美国和西方，包括日本等亚洲盟友，处于一个真正巨大的劣势上。”他特别强调，政治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全球运动。
（二）中国是英美民粹主义的纽带
当前，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的国际运动正在上演。班农说，“2013年，在伦敦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试验的方向，当时认为英国对美国的政治，像一个矿井中的金丝雀，在英国退欧运动的准备阶段，我们看到了与民粹主义非常类似的东西。”英国独立党的领导人法拉齐在英国退欧第二天对英国广播公司说，如果伦敦没有一个平台为这些观点提供新闻平台，英国退欧不会发生，这里他指的是班农的网站为英国退欧提供了主要的舆论平台。
班农（提到的）有一本书刚刚翻译成中文，即《乡下人的悲歌》，作者是万斯（J. D. Vance），这本书可以说是理解川普当选的群众基础的一本很重要的书。
《乡下人的悲歌》是川普革命的社会学基础，它指出美国下层阶级的待遇在过去几十年里每况愈下。这本书里指出，“英美民粹主义的纽带是中国。中国的产能过剩毁坏了英国中部的哈特曼工业中心地带，毁坏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精英对这些毁坏故意视而不见，而工人阶级了解工厂的去向，了解工作的进展”。
MIT的一个叫Autor的经济学家对美国2971个县做了分析，分析中国进口和共和党选票在两党的选票之中的比例的相关性，结果确实是正相关的。
美国的政策是精英制定的，但是结果却要由工人承担。如此就能理解，川普在2016年6月出现在自动扶梯，及他在川普大楼的大厅里激情演讲之后，他在民意调查中跃升第一位，他要尽一切努力让美国再次伟大。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eaton和他的妻子Case做的一项研究发现，1999-2013年间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中年男性死亡率大增，这就是所谓的白人工人阶级或者中产阶级的底层不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死亡的原因里肺癌很多，自杀也比较多。
（三）川普政策的三个要点
根据班农的概括，川普政策有三个要点，第一是阻止大规模非法移民到美国，第二是把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包括最近川普的减税政策，也有把制造业带回美国这方面的效应，第三是把海外战争弱化。美国需要对在海外已经打了15年、16年和17年的这些战争做出审核和决策。这就是后来沃森研究中心所说的成本5.6万亿美元的战争。这不仅仅是5.6万亿美元，它的机会成本也是巨大的。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且包括7000名年轻人死亡和52000人受伤。这是班农所理解的川普三个政策特点，但是还不能确定川普能不能真的像班农所说的这样做，但是却有相当部分的影响。
（四）“一带一路”结合了三个地缘政治因素
班农认为，美国鹰派一直盲目信奉“美国优先”，对中国崛起的关注是不够的，这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危机。尤其有趣的是，班农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有三个伟大的地缘政治理论，他们塑造了两个世纪的版图：麦金德（Mackinder）、马汉（Mahan）和斯皮克曼（Spykman）。他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胆之处在于，将三个地缘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
根据班农的理解，“一路”符合麦金德理论，“一带”符合马汉理论。麦金德认为，谁控制了中亚腹地，谁就控制了世界岛，控制了世界岛就能控制世界。亚历山大大帝、拿坡仑、希特勒、彼得大帝，这些世界伟大的征服者都明白这一点。班农指出，“一带”是马汉理论的产物，这也是大英帝国和后来美国的战略计划的基础，即把沿途的主要港口都连接起来。谁控制了世界岛的脖子——港口，谁就会控制世界。中国把麦金德和马汉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
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理论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实际上更加大胆，该理论在于建立从海洋向内陆的沟通线，把侵略者远离于国门之外，中国南海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的远拒战略，让美国和日本无法发起大规模入侵。
（五）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小人物手中
班农认为，“美国的命运不掌握在川普手里，不掌握在班农手上，也不掌握在某个著名政治人物或伟人手中，更不在JeffSession（美国司法部长）或他的同事手里。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遗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因为他们突然明白了，随着科技、互联网、通讯技术的进步，草根运动不会再让你沉默。”
三、杜金论“俄国模式”
（一）认识杜金：普京智囊成长史
杜金2012年被俄国内外广泛认为是普京的智囊。他在最近的克里米亚事件、东乌克兰事件中都发挥了作用。但不好明确地说杜金就是普京的顾问。普京没有直接任命他担任像班农那样正式的职务，但是自从2012年，普京在一次电视讲话里面出现的好几个术语都和杜金的一样之后，加上杜金的《普京对普京》、《世界岛的最后之战》及《欧亚主义使命》等书出版后，俄国内外就广泛认为杜金是普京的幕后智囊。这样一种相对非官方的立场，对杜金发表言论来说可能反倒更加灵活、游刃有余。
我觉得我们对杜金的了解还是比较少的。我刚买了一本2017年最新出版的书，书里面讲的是1989年以后俄国的四个人的命运。杜金在22岁时，也就是1984年，就被一个航空学校开除了，他本来对前苏联的体制很受不了，所以被学校开除。大家如果去过莫斯科就知道相当于王府井大街的高尔基大街，有一些相对高档的住房。杜金22岁的时候去高尔基大街参加一些朋友聚会，认识了当时苏联莫斯科前市委书记的女儿。于是，他和莫斯科前市委书记的这个非婚生女儿同居了。
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当时在俄国很难找到的书籍，包括海德格尔和尼采等人的书。1985年开放以后，这个前市委书记的女儿变成非常激进的反对派，但是杜金的思想和她却走到了相反的方向。本来，杜金被大学开除以后并没有什么学位，后来他在俄罗斯比较偏远的共和国里面的一所小的大学混了一个博士。后来，2012年，莫斯科国立大学专门给他成立了一个保守主义研究中心。
由此可以看出，人们为什么说杜金是有影响力的？虽然普京没有明确说过，但是从杜金成长的过程可以看出，他可能确实对俄罗斯是有一些影响的。杜金的有些言论比普京说得更直白，比如普京在东乌克兰问题上，始终认为俄罗斯没有军事干预，最多可能是有些援助，但是杜金在他的文章和书里面就公开要求俄罗斯派兵到东乌克兰。
（二）杜金：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主义
杜金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了《大陆的伟大战争》一书，详细阐述了他的地缘政治学说，强调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主义，引起广泛关注。2015年，杜金发表了《世界岛的最后之战》一书。为什么我说班农引用了杜金，因为他注意到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并据此解释了我们的“一路”。在2014年的《欧亚主义使命》一书中，杜金认为俄罗斯有两个大的取向，一个是大西洋主义亲美和亲西欧，一个是走欧亚主义，应该选择后者。他认为俄罗斯实际上不是一个西方国家而是一个欧亚国家，俄罗斯的使命是在这个世界岛里面开出一条新路来。
杜金认为，北约袭击塞尔维亚是“星球噩梦”的开始，清楚地表明了西方的真面目，以及欧亚主义将如何被对待。因此，9·11以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亲西方向”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此，俄罗斯和其他欧亚国家不应该对与美国的合作抱有幻想，而应该为最后的立场做好准备，并选择适当的战略。
杜金认为，目前俄罗斯生活在一个残酷的世界。俄罗斯无法回避现实。俄罗斯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为多极世界而努力生存下去，要么接受一个以美国为唯一全球主宰的单极世界，在后一情况下，俄罗斯显然将会消失。
杜金认为，当今世界有几种地缘政治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美国式的，这意味着绝对美国的全球统治。第二种模式是欧盟模式，但这种模式仅限于欧洲。第三种模式是伊斯兰模式，它提供普遍的吸引力，但没有可行的社会或经济计划。第四种是中国模式。但只限于中国自身。由于各种原因，俄罗斯不能成为这些模式的一部分。但俄罗斯仍然可以建立“友谊的轴心”，如：俄罗斯/欧洲，俄罗斯/伊斯兰世界，俄罗斯/中国。杜金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俄罗斯必须建立一个独特的俄国模式。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要非常严肃认真的对待所谓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习主席所讲的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不是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如何深化这个研究，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来共同探讨。
点评
孔丹：刘纪鹏院长在荐语里说到崔教授是中国文献第一人，大家有什么感觉？我一个问题是想问崔教授，那些引述文献的译文是从哪里来的？是你翻译的吗？
崔之元：班农这一部分就是一个微信，谁翻译的不知道，这个微信是真的，因为我看了英文，但是翻译得不是特别好。
孔丹：可以看到崔教授的文献功底，并且他还抓住了现在的焦点和热点。你刚才重点说了民粹主义，可否再解释一下经济民族主义？
崔之元：川普除了反对大规模非法移民、反对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之外，他在国际谈判上强调更多的双边主义而不是多边主义，比如退出TPP、退出气候公约。我认为习主席和他思路不一样，我们要搞一个区域性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国强调一个有建设性的多边主义而不全都是双边。
孔丹：我们中国的国民还是比较喜欢特朗普到中国访问的有些话的。比如他说，我不谴责中国人，你们中国就是把自己事情该做的做了，我谴责的是我们自己的那些美国领导人。他谴责美国的精英，中国不会走他们的路，不会向他们想引导的方向走。
这次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两百多个政党——包括执政党还有其他的政党——有一个高峰会谈，习总书记说希望将来把它机制化。我觉得习总书记的讲话有很多经典的话，这句话大家一定注意了：我们绝不输入外国模式。
这句话斩钉截铁，这句话说到底了，就是谁也别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了。面对以前外国有些政要对我们的指责，习总书记就表达了他的想法，说你了解我们吗？我们走的道路，鞋合适不合适只有我们自己的脚知道，而你不知道，你是不懂的。我们看到东西方政治家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习总书记说我们绝不输入外国模式。同时，我们也有一句话很厉害：我们也绝不输出中国模式。我觉得这是很深的一个哲学。
我个人对不断的引用各种所谓西方术语的陷阱是有看法的，不要总被各种西方术语给绕进去。比如，修昔底德陷阱为什么成为一个研究问题的角度？还有中等收入陷阱什么意思？世界银行搞点统计就说这是一个规律，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就要陷进去；北大曹和平说我们已经跟中等收入陷阱渐行渐远了。还有塔西佗陷阱，是说公信力丧失让你没有信任了。
其实当时小平同志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没有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规律出来一个陷阱，比如贫穷陷阱。我认为，西方那一套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一定要研究他们从哪来的，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要走到哪里去，我们要有自己研究的角度和方向。如果被他们所谓的陷阱弄进去，我相信是会封闭和愚昧我们的思维的，这是我的看法。
今天我们看到杜金和中国的思维就有相悖的地方。现在就请第一位点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教授。
房宁：崔之元教授不是一个道听途说的学者，而是有扎实的阅读基础的。
他今天以班农为线索介绍了大量美国的动态，我也感觉到这个世界确实在发生变化。2016年非常精彩纷呈的美国大选，美国前总统卡特说了一句话，他说美国每一次大选都很不一样，但是这一次大选真的很特殊，是分水岭、是转折性的。这一年多以来，大家也看到美国在不断地变化，确实朝着特朗普他所设计的方向去前进。
刚才谈到班农对特朗普政策有三点估计，在将近一年前，也就是在美国大选的时候，我们政治学所对他也有一个估计。我们所高度关注美国大选，现在政治学所的书是第一本关于2016年美国大选的书。我们的观点和特朗普还很相像，第一肯定是要铸墙，防止美国人口结构、种族结构的变化，这是主观政策。第二就是所谓的振兴制造业经济。第三就是降低社会福利。其实还有一个大家不太注意的，就是特朗普放松监管，也是同样的大手笔。他居然宣布美国政府再出台任何一个监管措施的话就要先废除现有的两项，他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个变化还是深刻的。
美国大选值得高度关注。美国大选到现在选了58次没有间断过，制度各方面都是相对稳定的。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大选呢？除了美国重要，除了这个大选规范，作为人类一个很系统性的政治事件，你很少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大选实际是美国社会的一次政治大汇演、矛盾的大综合，也是一次大调整。从2000年以来美国大选就变得激烈起来了。之前我们搞政治学，提到西方政党瓦解或者叫政党虚化或者叫趋同化，更多的是趋同化，就是说外国差不多了，政党没什么太大区别，都是中间选民理论这些。但是实际上2000年美国大选非常激烈，和这次一样，那一次戈尔多了30万张票。这一次又出现这种情况，特朗普获得的选民票多了将近三百万张。美国社会从2000年以后明显地社会分歧化了，而且这个分歧变得对抗化，而且是尖锐化，这是国内学界的一个共识。
在美国引起轰动的新书《火与怒》，班农在书中爆料了许多内容 图/视觉中国
班农说到《平民的悲歌》，这种书在美国很流行很畅销。他用了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我们观察美国接近二十年的变化，从结构性的角度看，按照白人政治正确的说法叫“欧洲裔美国人”，他们对共和党的支持率是缓慢的上升，同时他们的投票率在缓慢上升。这是两条线往上爬。
那么还有两条线在往下降，一个就是欧洲裔美国人支持民主党的比率在缓慢下降，另外非欧洲裔美国人，他们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在缓慢地下降。什么时候翻过来，从结构性来讲就看这些曲线什么时候交叉？这次就基本上是交叉。所以胜负面非常地微妙。实际这一次川普胜利有一场技术革命（的因素），包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他在十一个摇摆州当中使用了一个杀手锏，最终锁定了局面，但是我们不管这种偶然性或者这种小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看大结构，就是美国社会在发生的这样一个变化，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经济，全球化和外在竞争以及美国内部结构化变化导致的。美国的两个经济萧条带，一个锈带大湖区，一个克利夫兰。这一次大选共和党的起跑就是在著名摇摆州的克利夫兰，就在召开第一次辩论会和共和党的代表大会，就是最后总统大选的起点，这个点就是锈带的核心，大家去美国旅行就会发现，这里真的是一片萧条。
再有南方的圣经带，美国传统的基督教，有工人阶级、中老年人和教徒。福音派就是笃信徒，标榜自己一年不请事假病假，晚上九点钟就上床睡觉，星期天去教堂，生一大堆孩子。这些人叫愤怒选民。每次选举我们都要到南卡去看，他的问题确实是和整个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系。班农说的和崔之元捕捉到的这些信息我都是非常认同的，的确，用经济民族主义是比较准确的。
最后一点是西方的变化和中国的关系。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特朗普是裸选，是一种奇葩选举。但是，特朗普最终当选了。他当选以后大家认为他还是一个外行，只是利用了美国选举这种方式意外获胜。现在大概我们不应该再这么看了，他的执政现在看来还是比较稳定的，另外还要实践检验，比如这一次的减税到最后阶段了，效果如何有待观察。
客观上我不认同中国阴谋论，班农的说法我还是不太认同。他当前是在造理论，在树立假想敌，又把我们再一次妖魔化，整合内部政治力量，煽动他的舆论，我认为目的还是这个。尽管美国没有一个针对中国的计划，但是美国现在的政策走向会客观上给我们形成压力，包括投资、国际资本的流动、汇率、人才等。我们要观察，明年这一年是关键，毕竟减税要到年底，要到2019年的4月15号，到那一天可以看出特朗普政策的第一年的效果。但是我相信在那之后可能我们压力就会更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高度关注美国。
中央现在也提出了我们的思路、我们的对策，我也希望我们深入地学习体会，并且把这个细化，共同来推动、来实践。要重点把握一个是一带一路，一个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是现在可能光说这些还是不够的，可能对美国经济的转向，政策转向还要拿出更多实招或者是预案来应对这些变化。而且，也应该关注美国进一步的发展，关注特朗普政权的稳定性。因为这就又涉及长远，明年毕竟又到了中选年了，这一次减税和明年中期选举关系非常密切，现在参众两院特朗普都是多数，如果这个局面还能够保得住，到了2020年他有可能连任。那么，这个政策的长度，整个趋势的持续性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就更值得我们做出中长期的包括战略上的一些考虑。
孔丹：刚才房所长给我们做了一个解读。刚才我说到是我们习总书记讲鞋好不好只有脚知道，主要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去认识美国，也得想一想美国的鞋好不好美国人知道。可能现在对这双鞋的看法已经发生很尖锐的不同的理解了，是不是也要修改这个鞋的状态、尺码各种方面来适应美国，是不是美国也需要改革。当然，不是说我们往美国方向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需求。那我们有请下一位点评嘉宾，他就是《超限战》的作者，乔良将军，现在就请我们军方的乔将军来做一个评点。
乔良：崔教授给的信息量很大，而且非常到位，其中有几处给出了一些方法论的问题，讲到美国2971个县与中国的进口和川普当选的关系，他实际给我们提供了某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中国是比较少见。我们中国人怎么思考问题？我们喜欢先提出一个问题接着给结论，根本不管中间有没有原因、有没有逻辑、有没有原理，看看今天网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谈问题的。我们不知道怎么研究问题。要怎么研究问题？首先你得从现象入手找到原理，中间有一条逻辑链最后产生因果关系。
回顾刚才崔教授讲的，哪些信息重要呢？刚才谈到了班农和杜金这两个人对各自国家领导人的影响。班农的影响，可以说对于川普来讲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离开了白宫，就像刚才房宁教授说的，他离开白宫并不是由于格格不入被赶出白宫，实际他是作为草根思想家没有办法完全被官场的这一套东西所束缚，如果真被束缚的话他将无所作为。那么杜金也同样如此，杜金今天也没有被普京所揽入，我们知道大国领导人最后的决策表面上看都不是一种思想，但是实际他的背后都被思想家所影响。
思想家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讲可以说非常重要，但是思想家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今天已经不是一个思想家影响世界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思想家出现了，像亚当·斯密那样影响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三个世纪，像凯恩斯那样影响了美国崛起的思想家越来越少。
现在班农可以算是一个草根思想家，但是我认为班农很有可能把美国带进沟里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看透今天美国正在面临的真正问题，美国今天的问题不是他们误解了中国之后放纵中国崛起，而是美国自身的原因。中国崛起有中国的决心，不管美国决定对中国放手还是继续压制中国，中国在本世纪的崛起都是不可阻挡的，这和你美国放没放手，放没放任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我们有经济上的紧密捆绑，但是习主席已经讲了我们不会输入别人的模式，同样我们也不会输出自己的模式，我们自己的模式别人不可能复制，那么反过来中国完全复制国外的模式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美国走到今天这一步和中国的崛起没有太大的关系，美国的衰落是和自身的原因有很大关系。这一点从特朗普到班农都没有认识，他们也没有深刻反省。美国一个日本裔学者福山，我认为他的思想比班农深刻点，美国为什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这和美国推行美元战略是有关系的，如果他不准备让全世界使用美元，他没有义务给全世界提供美元，如果他不提供美元就不会有今天让川普头疼的逆差。
美国给全球提供美元不是撒钱，而是通过购买全世界的产品和资源输出美元的，你既然是买方怎么可能不是逆差呢？你对全球资源和产品有这么大需求你当然是要逆差，这是你要美元霸权不可避免的代价和结果，你为什么认为这是全世界在占你美国的便宜呢？你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同样接下来认识不到另一点，由于美元大量的向外输出美元成了特殊商品，当美元成了特殊商品，中低端制造业在美国怎么活？中低端制造业哪一个产品成本会低于美元？只要高于美元这个中低端制造业在美国就不能生存，不能生存不等于美国不需要这些产品，美国就得把生产杯子的厂家让渡到其他能够承受这个成本代价的地方去生产，然后以极低廉的价格再返销到美国，美国人花钱买它。这不是中国人夺走了你的岗位，这是美国把责任推给了别人，所以减税不是根本办法。
如果赤字继续扩大减税计划就停止，减税今年还看不出，明年就差不多了。如果那个时候赤字继续扩大，就意味着川普最核心的政策将会面临失败面临考验。我觉得美国今天的这些思想家们，包括班农这样的思想家他并不能真正解决美国问题。
应该说班农依然是眼睛很独到，刚才崔教授讲他对中国十九大的解读，虽然我们极力否认班农解读的那些说法，但是实际上他的解读我认为我们从内心里一定程度上会认同。2020年、2035年、2050年、“两个一百年”我们将要达到的目标，你站在美国的角度换个说法就是班农说的样子；我们今天要搞一带一路，班农对一带一路的解释，包括今天我看到的福山对一带一路的解释，实际上他们的解释正在帮助中国的思想家们完善我们自己的提法。
我们中国人经常喜欢提出一个框架，然后让别人来填内容。我们自己提出一带一路，我们不知道这个筐里可以装什么东西，现在西方的思想家正在往这个筐里装东西。
福山讲中国的“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要整合欧亚大陆。按照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说，中国要整合的就是世界岛。现在谈一带一路的文章如汗牛充栋，但是可以说90%都是废话，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实际上缺少思想，这就像我们今天军方在拼命地努力提升中国军力的时候，美国人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解读，说我们是采取的反介入战略，美国人这么提出来以后，军方的很多学者纷纷把中国的军事战略，尤其是东南沿海，通通自己解读为我们的反介入战略如何。西方思想家除了帮我们深化自己的思想以外，似乎并没有深化美国人的思想，所以说美国才遇到了很难解脱的许许多多的困境和麻烦。
说到杜金也是如此，我一直认为俄罗斯人就是地缘政治脑袋，俄罗斯人不懂得金融，不懂得商业，他们重视的就是地缘，他们需要领土。到现在为止包括杜金这样的思想家，其实还是蛮有见解的，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超出地缘政治思想。
上一次王湘穗教授在这里谈到币缘政治，甚至连币缘政治现在都开始过时。今天什么样的思想会左右未来，在我看来这个思想我们还没有找到最好的命名，但是它是和互联网有关的，互联网将带来一些新的思维方式，将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想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头，我认为无论是发明者和运用者都没有做好准备。可以这么说，美国人是发明互联网的鼻祖，互联网核心技术都在美国人手里，但是运用互联网运用最好的是谁？是中国，和互联网相关的所谓新四大发明几乎全是中国人干出来的，虽然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创新，但是所有东西都是你干得最好。
但是，毫无疑问互联网需要思想。那么互联网思想家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不知道。用互联网的方式，用互联网之后其他的比如说物联网，或者说其他与互联网相关的这些东西进行思考，这对于我们来讲是更重要的。如果美国人没有学会，这真的是中国人的机会。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按照互联网给定的方式、路径和趋势思考的话，中国肯定有希望。
举个例子，我们在今天互联网手段运用得非常熟练的时候，居然不知道如何使用互联网与各国记者沟通，召开一些重要会议，十几分钟之后基本上记者席就空了，为了抢头条新闻，大家都跑到新闻柜台那排长队领文字材料。怎么会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为什么不能统一在会后发送电子材料给记者呢？所以说，今天我们需要新思想，新的思想要从学习习主席十九大报告开始更深地思考问题。
孔丹：刚才大家都在思考为什么美国会睡觉打呼噜还要张着嘴，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进口给了他一拳，把鼻子打歪了，原因找到我们头上来了，这个相关性很有意思。我本人坚决不接受西方所谓的陷阱的说法。我觉得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下面请经济学家纪鹏院长做点评。
刘纪鹏：大家晚上好，前面两位嘉宾都谈与众不同之处，我也得谈点与众不同。第一我要感谢之元，您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受聘我们法大的教授，我本来很忐忑您是不是有下嫁之感，但是之元一听说就说很希望、很愿意成为法大的教授。第二我要感谢孔总，大家都知道孔总在学术报告会上基本都是扮演致辞嘉宾、颁发聘书，像主持人这样的杂活他一般都是不干的，但是他今天却把他第一次干杂活献给了我们法大，所以我们得感谢我们孔总。
其实今天大家仔细想这个论坛从主讲人到点评人，孔总都是巧妙构思，房宁所长讲政治，乔良将军讲军事，实际是想让我谈经济。乔良将军不讲军事非要讲经济，非要讲减税，就把我的地盘给占了，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辩一辩。乔良将军觉得班农不行，我觉得班农不可低估。中国人不可放松警惕，特朗普和班农绝不可低估，这里面我表示反击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要谈谈弗林。
特朗普跟普京到底是不是恋人关系？弗林本来是美国总统安全事务顾问的角色。这个安全事务顾问这么重要但是今天成了罪犯，原因就是海湖公园受他的上级指示有通俄门，这次弗林招供面临被罚25万美金和至少五年的刑期，但是他说为了他的家人和美国国家利益他还是要坦白。这样一件大事事关特朗普的前程，FBI局长被特朗普解职，特朗普昨天又回击他从来没有指示他停止调查弗林事件。
我给之元提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这么多黑天鹅小概率事件中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全世界猜测普京在美国大选中助选特朗普，他们俩有默契，此事你怎么看？第二个是弗林事件会不会揭出更深层的迷雾，对特朗普的当选连任产生巨大的影响？
崔之元：非常感谢刘院长的提问，就是弗林他自己所谓认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特别检察官最近又有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向德意志银行要求提供川普历年房地产生意的记录，川普的主要银行是德意志银行，现在德意志银行已经把川普当选总统之前，历年和川普所有的商业往来记录都交给特别检察官了，所以实际上川普确实面临着危机。
川普在他的twitter上的言论把自己陷入了困境，他说因为弗林对副总统没有说实话，所以我让FBI局长辞职了。这句话实际上暴露了他事先知道这件事，所以他有一个顾问就说这个推特不是川普写的，是他替川普写的。所以这件事我觉得还在发酵过程之中，我也不能预测，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性往水门事件发展我们还要观察，特别观察德意志银行和川普的关系。
刘纪鹏：另外也提到库什纳，一个危险在向特朗普逼近，如果这件事情要牵扯到弗林上级，哪怕这个上级不是特朗普，你觉得特朗普有可能被弹劾吗？
崔之元：现在还不能马上做出确定的回答，但是确实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新的发展。
刘纪鹏：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讲座这么重要，今天美国宣布以色列的首都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库什纳就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力量很强。特朗普这个时期采用一系列抓人眼球的措施，我觉得包括朝鲜问题，可能都跟所谓通俄门威胁是有联系的，这是我谈的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谈到中国模式，乔良将军和孔丹理事长都在谈我们既不输入也不输出。我是在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中走过来的，我关注到中国学派一直在分化。但是习主席这次又谈了我们既不输入其他人的模式，我们也不输出中国模式，这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学十九大报告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不输出中国模式了，我想请问崔教授第一你认为有没有中国模式？第二中国模式是什么？我想请崔教授回答。
崔之元：我觉得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肯定是存在的，比较早的时候，即在2006年，当时我和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黄平一起编过一本书叫《北京共识》，但是最早的北京共识是基辛格顾问的公司的总经理Ramo提出来的。他原来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师弟，他是访问了一百个中国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后总结出来的。后来习主席有一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习主席自己从北京共识讨论到中国道路有这么一段话。但是我觉得中国模式有自身的特点，包括混合所有制体制，混合共同发展的经济，在政治上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些说法，我觉得也还不够完善，还是要在发展过程之中不断完善。
刘纪鹏：就是你觉得还没有完全形成，还是我们没有总结出来？这是明年四十年改革的重点，是中信大讲堂的主要核心内容。
崔之元：可以概括出一些，比如十九大提出的监察委的建立，中国模式本身带有一个顶层设计和基层实验的结合，因此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模式是一个过程，一个道路，也是相对稳定的，其中顶层设计和基层实验是主要的特点。
刘纪鹏：最后，我还是想反击一下乔良将军。第一点我说的是不能小觑班农和他影响的特朗普的减税，在我眼里福山没有办法和班农比，他阐述的就是中国人，外国人当中班农的表达让我非常敬佩。但是班农谈到《乡下人的悲歌》，可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特朗普交易的艺术，这是实用主义不是学者在空谈。所以看到特朗普减税，我跟乔将军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觉得你爱减不减、我们阻止不了，我认为我们威胁很大。
中国现在税收是20%，美国税收是35%，一个苹果手机在外面要存几万亿美金就不回来，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富人在往美国之外移民，特别是这些艺术家、有钱人。所以为什么避税岛大部分都是美国人？特朗普目的是把这一点锁定了。按照拉弗曲线，税率越高并不意味着美国收入越高。中国的企业家比如曹德旺说在美国投资环境透明、政策稳定，很多人跑到那去也觉得好像美国更安全，但是所有富人到美国最怵的就是美国的税收。
所以请之元谈谈经济，减税会有什么影响？
崔之元：我在人民大学做过一个关于中西方新常态的比较。大家知道供给侧改革这个词在中国很流行，习主席当时最早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很多人说是里根经济学，后来习主席专门有一个解释：我们的供给侧改革不是里根经济学，我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不反对减税在一定条件下会有作用，但是我认为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拉弗曲线实际上即使不说完全错误，也是过于简单化的一种说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还是很多方面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不是里根经济学，黄奇帆他有比较有意思的讲法，他认为他的政策是里根加马克思，所以某种意义上他需要低税率的环境，还要考虑一系列其他因素，包括如何发挥公有资产的作用。西方经济学里一个很重要的误区，就是只考虑国债和税收，但是我觉得中国特色要考虑到国债、税收和国有资产三方面。
比如重庆，根据黄奇帆的解释，重庆还是要保持低税率。西部大开发的时候，西部12个省市都可以用国家鼓励的15%的税率，但是西部有其他省因为把地方国有企业私有化太快，如果仍然继续用中央的15%税率，就没法完成社会职能。重庆就一直坚持了15%的低税率。为什么能做到呢？主要是因为公有资产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我觉得美国的问题就是没有考虑到公有资产，公有资产没有整个调动起来。国债、税收和公有资产这三架马车需要运转起来，美国只有国债或者税收两个支柱。
比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就把公有资产运用起来了。因为阿拉斯加州的石油恰恰是在州的公有土地上发现的，该州把公有土地石油开采拍卖权卖出去以后，有公有资产收益，这时候阿拉斯加州就取消了州所得税（因为没有权力取消联邦所得税）。我觉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综合考虑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这三个工具，这个分析框架要超越里根经济学的增税和减税两分法的讨论。
孔丹：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也评论一下评论者的评论。刚才乔良将军说到互联网时代，我觉得互联网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特点，我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有正面也有负面，我们要坚持发展正面，控制和规范不要让负面发展。
比如说今年的双十一我个人就有一个不好的感觉，就是不是向互联网技术这个方向膜拜，而是向资本膜拜。双十一我没看，大家看了吗？整个向资本的逢迎达到了顶峰。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攻克，这就不符合互联网的精神。
互联网的精神不是向资本低头。不久前我在莫干山会议上，听到贾康提出了一个和他研究毫无关系的事，他说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将来出现一种超人，有两个特征，一手有资本，一手有技术，这样其他所有的人就成为弱势群体了。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会不会将来是令人担忧的，当场就好几个学者企业家就说你不用担忧，这是道德底线、自律等。我觉得前一段时间曹德旺的事情是对我们很好的提示，让我们好好总结、检讨一下到底我们的投资环境现在情况怎么样，这个恐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到底我们目前的制度安排能不能适应这样的竞争。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当时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蒋介石说的一个大意，就是战争一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手土抗战之责。美国的减税作为提高它全球竞争力的手段，到底是一副良药还是饮鸩止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竞争态势了。特朗普说他不谴责中国，不责怪中国，但是他谴责美国的领导人和精英。当时我们的国民对这句话感到很友好，我个人早就感觉是杀气腾腾。
那这场竞争是大家玉石俱焚的竞争，还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还是我们主张的双赢的竞合？现在是未定，而且美国国务卿直接说要日本印度出来阻挡一带一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需要扎扎实实地，实事求是地安下心来研究问题，口号式标语式是不解决问题的，真正的战场，真正斗争的局面不是那样一帆风顺的。
刚才乔将军列举了我们的节点，我不知道大家熟悉吗？第一个节点，明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第二个节点就是建国七十周年，第三个节点是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原来说是2021年，现在第一个百年目标提前了一年，这不容易。因为我们脱贫的任务太重了。接着下一个节点是建党一百年。在这四个节点上，我们前进的步伐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吗？总书记不是说了吗，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过程，我觉得这对无论是我们现在在一线工作的学者、专家，还是在座的同学，都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个态势。
互动提问
提问：当前美国想拉拢日本和印度对中国形成一个新的亚太地区平衡，请问各位老师对印太战略怎么看？
房宁：日本就不说了。印度现在是一个大麻烦，大家还记得前几年菲律宾和越南的情况，现在这两个稍微消停一点了。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印度很忌惮我们建立印巴经济走廊，这事把印度惹着了，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克什米尔的问题。印度本来应该和中国比较友好，因为本身经济上也有互补性，但是现在看来，中印关系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如果印度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角力不断的话，对我们整个南部、西部，甚至整个的一带一路都会起到很大的障碍作用。
乔良：我同意刚才房所长说的，美国今天有篇文章讲特朗普在下一盘大棋，包括减税也包括印洋战略，我们可以理解成美国的两洋战略，一个太平洋、一个印度洋。这个两洋战略和奥巴马时期对中国的封锁又不太完全一样，现在从马六甲海峡向西延伸到了印度洋，最主要的目标还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班农对一带一路理解很深刻，他们担心中国一带一路对整个地缘政治造成影响，就像担心欧洲统一之后美国会被边缘化一样。如果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塑造欧亚大陆使美国边缘化，也将使印度、日本都处于边缘化，所以美国把他们都拉进来搞一个印太战略。
我们今天怎么应对这个问题？一是要警惕，二是不能把一带一路仅仅理解成一个经济行为。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宣示、一种宣传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自己不能这么认为。在美国逆全球化之后，我们要推动新的全球化，一带一路肯定是我们的抓手，我们不能轻率地处理这个问题。印度如果加入到美国印太战略，将对我们很不利，我们怎么办？今天我们还不能够在一些小事上跟印度直接闹掰了。我们要通盘考虑这些问题。我们不要错失良机，把形势变坏，不要轻易因为一些问题尤其是边境问题，最后导致中国周边关系的恶化。所以，我们不能让美国两洋战略得逞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给予抓手。
提问：崔老师，您刚才提到的美国民粹主义和福利削减会不会有矛盾？
崔之元：川普在竞选中明确说要保持美国的社会保障的基本制度，就是关于罗斯福新政的社会保障制度，川普从来没有说要废除过。这个减税和社会保障的减弱还不一样。
孔丹：分析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框架，不是说简单地看到矛盾的一面，而是要看到整个框架。
提问：现在世界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欧美右翼势力突然就崛起了，我想问的就是，崔老师您是新左派的一个领军人物，对于欧美这种右翼思想崛起，国内的新左派能够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有什么启发？
崔之元：我觉得有些标签，像传统关于左右的定义是有一些误导的。左右这个词是从来自于法国大革命，坐在国王左边代表普通人，右边的代表贵族，我觉得也是可以用。那么像班农这样的所谓民粹主义者，比较超越传统一般人理解的左右。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应该从标签出发，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本身。
孔丹：我觉得说得很好，我自己本人被贴过很多标签，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实事求是派，我们要从问题出发。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刚才崔教授说班农在北京见到了王岐山同志，这是真的，我得到的情况就是在交谈中间，讨论到关于西方的所谓政治家的思想来源，班农向歧山同志引用了列宁的一些论断，所以歧山同志就说所以左右是相通的，只要对他们有用。这对于刚才的问题是很好的回答，其实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最正确的道路。
虽然意犹未尽，但是没有不散的宴席，今天的论坛就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