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冠状病毒:中国是敌是友?

In War Against Coronavirus: Is China Foe—or Friend?

抗击冠状病毒:中国是敌是友?

格雷厄姆·艾利森         克里斯托弗·李

Graham Allison           Christopher Li

文章导读

为了让美国战胜冠状病毒并回到这场噩梦之前的生活,我们是应该把中国当作一个应群起攻之的敌人?还是该承认它是一个合作伙伴,并且与其合作对我们的胜利至关重要?尽管,华盛顿方面对中国的贡献嗤之以鼻,但事实是,如果不让中国参与进来,成为我们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就无法在这场抗击冠状病毒的战争中取得成功。

目前,在所有人看来,美中之间日益残酷的竞争将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这是结构性现实里不可避免的后果:无论谁试图掩盖或否认这一点,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确实有可能取代美国在所有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在于,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双方政治家面对具体却又无法被单独解决的威胁时,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找到让竞争对手同时成为合作伙伴的方法。

病毒没有护照,没有意识形态,不受国界限制。当一个健康的人从一个打喷嚏的病人身上吸入飞沫时,无论这个人是美国人、意大利人还是中国人,其受到的生物影响基本上是相同的。当疫情爆发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病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与世隔绝,每个国家都面临着风险。今天, 77亿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小星球 —— 地球上,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正如肯尼迪总统在解释与苏联共存、共同面对核危机的必要性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都珍惜孩子的未来。我们都是凡人。”

但是,华盛顿的官老爷们(the Blob)把矛头对准中国是逃避现实的 —— 他们试图逃避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特朗普总统坚称这种病菌为“中国病毒”,某共和党参议院拿病毒污名化中国等言行,都助长了社交媒体上阴谋论者的气焰。

我们应该长远考虑。在试图战胜冠状病毒这方面,美国面临的紧迫挑战并不是中国而是我们自己未能调动起与威胁相匹配的反应。新加坡和韩国等国的紧急措施实施已实行多周,但美国政府却还在停留在否认的阶段。在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2009年猪流感和2003年非典(SARS)爆发之后,是谁没有为下一种病毒的到来做好准备?韩国在零号病人出现后的几周内就践行了每天为1万名公民提供测试的承诺(而这个数字现在达到了2万),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谁还在为接连不断的借口折腾?

美国要明白,面对自己失败的丑陋事实,美国要正确的认识中国和中国的成功。

当中国最高领导人意识到威胁并于1月21日宣布该疫情是“一场危机和重大考验”时,中国发起了令世界瞩目的对抗病毒的激烈战争。这包括封锁了武汉 —— 这个有着1000万人口的城市是病毒最开始出现的地方。几天后,中国在湖北省5000多万人口的周围拉起了警戒线。它在城市周围的居民区和公共交通点设置了强制性的检测点,将旅馆、体育馆和学校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中国还调动了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水泥搅拌车和卡车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建造新的医院(10天内建成了一座有1000个床位的医院),并动员了成千上万的解放军人员负责分发医疗用品和管理运营。

我们绝不能只看中国政府声明的表面。尽管有对中国各种质疑的论调,但目前所有来源的证据都表明,这些努力实际上已经成功地控制住病毒在中国的传播,包括苹果、星巴克和麦当劳在内的美国零售商现在都已重新在中国营业。

今天,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尽一切可能阻止冠状病毒感染数百万同胞,杀死数十万人,摧毁我们的社会。如果中国的医学家能够开发出抗病毒药物来减轻对感染者的影响,那么美国应该进口吗?美国当局却坚称,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会批准任何疫苗。一旦中国研发的疫苗在新加坡或韩国被证明是有效的,美国民众会怎么看待我们的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

鉴于美国各地医院和一线急救人员对N-95口罩的急切需求,如果中国准备向美国运送数百万个口罩 —— 就像它最近援助意大利那样 —— 美国人应该欢迎它们吗?如果中国建立的诊断经验被证明是有效的,我们是否应该因为它的来源而拒绝学习这一经验?

但我们不应对此抱任何幻想。与此同时,疫情突显出一种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 若没有与对方的合作,美国和中国单方面都无法确保这种利益。两国的作为以及不作为,都将对更大范围内领导权的争夺产生深远影响。从未来12个月的经济增长,到国民对政府的信心,再到中美两国在世界各地的地位来看:能否成功应对这场全球瞩目的考验,对中美至关重要。

专注于言词而非行动的“叙事性战争”( narrative war)是一种小题大做。在真正的战争中,尸体可以计数。在经济学中,实际的增长可以产生可见的效益。而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绝望的人们对医疗设备的急需却淹没了其他所有言语。

今天,金融市场押注的是,中国基本上已经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打赢了第一仗。在经历了第一季度的大幅下滑后,如果中国经济恢复了强劲增长,而美国又在长期衰退和真正的大萧条之间徘徊,那么美国和中国GDP之间的差距将会扩大。若中国通过控制疫情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所谓民主的、权力分散的美国政府还仍在疫情里不断挣扎,那么美国对中国过去采取措施的反对态度,在许多人听来就会像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此外,我们不应该忘记更大的背景,那就是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本世纪初,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还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如今却已超过美国并创造了比美国还要大的经济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陷入长期停滞之际,中国成功地迅速恢复了快速增长,这让中国更加感到自信和有底气。除非美国能找到迅速应对目前的冠状病毒检测的办法,否则中国可能会在各种议题上更加果断。

合作的机会

探索疾病知识、发现治疗疾病的药物以及制定预防和治疗方案,本质上都是开放的国际事业。生物医学的进步是通过世界各地实验室的发现而实现的,研究的本质是合作。今天,美国人发表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科学论文中,至少有一位外国合作者;美国三分之一的STEM博士学位是由中国学生获得的。

因此,在当前战胜冠状病毒的战役,以及为预防未来由新病毒引起的大流行奠定基础的过程中,美国和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合作伙伴的作用呢?有三个关键领域需要合作。

合作的第一个领域首先是从基因组到流行病学的数据。面对新型病毒,只有收集和分析的数据越来越多,我们对其的了解才会越来越多。在试图评估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并考虑应对措施时,不确定性是核心因素。此外,缺乏由各疫情爆发国实验室提供的高质量数据是第二个关键因素。每个国家都需要可信的数据,这就提醒了我们:在像世卫组织(WHO)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程序一致和透明度非常重要。

中国科学家很快对新的冠状病毒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将其发布到世界各地,这使得一场大规模的全球研究工作得以展开。两周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科学家利用这一序列,确认了病毒进入被感染者细胞的机制。次日,中国的一个实验室证实了这一发现。即使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寻找疫苗的工作也依赖于早期公布的病毒基因组。正如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进行的第一次疫苗试验是 “我们从获得序列到进入人体的时间最快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有了基因组信息,科学家就可以比较感染情况,并以类似于构建家谱的方式一丝不苟地绘制病毒的传播图谱。

疫情爆发初期迅速共享数据的行为使得各国能够更好地了解病毒。由于最早的病例发生在武汉,中国医生收集的数据使世界首次得以预估病毒的传播能力。这使得流行病学模型成为许多国家政府应对措施的基础。由于中国首当其冲地承受了死亡最初的冲击,它为全球卫生专家提供了第一套数据。该数据被用以估计致死率,并通过创建模型来预测该病的范围、传播和严重程度,从而确保了更有力的政策应对措施。

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涉及诊断和公共卫生措施。如果中国开发出一种有效的人员筛选程序,可以在机场、企业和学校进行大规模的应用,那么美国能采用这种方法吗?相反,如果研究人员开发并验证出一种更便宜、更快、更准确的高通量诊断方法,它该被共享吗?在美国每年进口的220亿美元医疗设备中,约有四分之一来自关税战前的中国。这些设备对当前美国医疗体系应对国内激增新冠肺炎病例至关重要。

第三个领域是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中的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为此,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最近宣布了一项与中国同行一起击败新冠病毒的新合作项目。中方合作伙伴的负责人是钟南山,他也是中国政府冠状病毒工作组的负责人。2003年,他是第一个发现SARS病毒的人。这家哈佛—广州研究所正试图了解SARS-CoV-2病毒的基础生物学以及它与感染者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加速诊疗方法的发展。

例如,为了研发抗病毒药物,科学家们需要了解病毒是如何感染人类的。他们可以通过识别冠状病毒进入宿主细胞的“门”而获得的线索来设计对应的“锁”。为了进行更好的诊断并监测疾病的进展,科学家们需要识别准确的生物标记。在开发疫苗的过程中,由于不平衡的免疫可能导致一种被称为“抗体依赖增强”( antibody-dependent enhancement)的现象(即我们体内的防御蛋白反而加速了感染),学界迫切需要定义精确的“免疫相关物”。

如科学家们反复强调的那样,研究中的合作通常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垄断科学创新的时代,在冠状病毒这类紧迫课题上的合作利大于弊。在努力应对这一疫情之际,全球各国政府应该牢记:收集和整合数据、共享试剂和工具将需要各大洲之间的密切沟通。

总之,与其相互妖魔化,中美都应该认识到,彼此都需要对方来击败病毒这个致命的敌人。因此,伙伴关系,即使是有限的伙伴关系,在战略上也是必要的。

美国和中国能在同一时间内既成为无情的对手,又成为亲密的伙伴吗?同时持有两个看似矛盾的想法是很困难的。但是,要想成功地击败这个病毒,所需要的不过如此。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美国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首任院长,于哈佛大学任教50年,是国家安全分析领域的领军人物。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家,提出修昔底德陷阱 (英语:Thucydides’s Trap) 一词。曾担任美国总统里根国防特别顾问,之后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任内担任国防计划助理部长。著有《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研究方向包括:核武器、俄罗斯、中国和政治决策。

克里斯托弗·李(Christopher Li)

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助理,研究重点为中国外交政策、亚太安全以及科技。他与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避免大国战争》(Avoiding Great Power War)项目中合作(该项目考察美中战略竞争和中国历史与政治),负责协调该项目的中国工作组。此外,他为中国网络政策倡议(China Cyber Policy Initiative)做出诸多贡献,包括担任美中第二轨道对话(US-China Track II dialogue)翻译一职。Chris还支持前国防部长Ash Carter的生物技术投资组合,该项目研究新兴技术如何以服务于整体公共利益的方式开发和管理。

 英文来源:美国《国家利益》2020年3月27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ar-against-coronavirus-china-foe%E2%80%94or-friend-138387

中文翻译:“国政学人” 2020年3月29日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