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元老谈香港 中美各打五十大板

上周,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似乎变得更糟糕了。

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并送交参议院审议表决,北京及香港政府对此均予以谴责。同时,美国国务院的新政策要求中国外交官在会晤地方或州官员,以及教育和研究机构前,需事先通知美国国务院;中国驻美大使批评此举有违《维也纳公约》。

在商业领域,NBA风波并未平息,仅管中国似乎主动为争论降温。近日,NBA总裁萧华(Adam Silver)表示中国政府曾要求他开除此前发表“挺港”推文的火箭队总经理莫雷(Daryl Morey),但他拒绝了这一要求;对此,中国表示否认,央视痛批萧华“信口雌黄”,“迟早会有报应”。本周,央视并未播出NBA新赛季的首场比赛。

傅立民(Chas Freeman)认为中美双方都应该保持克制,要有收拾残局的能力,不可放纵于情绪。他是美国的资深外交官,曾在1972年尼克森访华时担任首席翻译,后来担任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和蒙古国事务办公室主任、美国驻华公使、美国驻沙乌地阿拉伯大使、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等职位,并且著作等身。多年来,傅立民密切留意美中关系,经常就此发表评论及演讲。

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Chas Freeman)。 Courtesy of Chas Freeman

 

傅立民现任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高级研究员。近日,他透过电邮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的访问。採访用英文进行,以下内容经过编辑。

:你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美国政府对香港抗议活动採取的正确举措吗?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你认为美是否可以就香港问题对北京施加更大的压力,或者对北京造成任何正面或负面的重大影响?

:首先,让我们弄清楚这一法案的作用。(这里是官方摘要)。

我认为该法案不会给北京带来巨大的压力。它的意图是让北京和香港当局注意到美国正在关注这裡,并准备取消其在美国法律中享有的特殊地位——如果该地位不再与“一国两制”原则,以及国际法治标准中自治实体的标准相符。这里要注意的是,该法案中,签证发放条件的豁免只适用于因参与非暴力示威活动而被定罪的人士。现在发生的许多抗议都是暴力的。

该法案还要求总统报告绑架和酷刑的情况,并禁止向犯下此类违法行为的作恶者发放签证。这麽做的目的是遏止内地警察干预香港事务的趋势,这个趋势与香港在法治原则下作为一个司法独立区域的地位背道而驰。

北京不应把维护香港法治的顾虑误判为反华情绪。

:中国就NBA事件强烈反弹,而且中美双方为休士顿火箭队总经理支持抗议活动的推文争持不下,这些事让你总体上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有什麽看法?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段情绪化的艰难时期,双方都倾向将彼此往最糟的情况想。休士顿火箭队总经理的言论反映了这种心态,也反映出美国对香港的普遍误解。香港一直享有法治,但它从来都只有有限度的民主。这种民主制度是根据“一国两制”原则和实行该制度的《基本法》,在1997年主权移交时和之后建立的。过于追求完美,则往往会起反作用。北京2014年提出以符合中国对特别行政区行使主权的方式推进民主的草案,遭到和平抗议者的反对后,最终撤回。

自那之后,人们对于与北京有关联的权贵阶级统治的不满日益俱增。香港的和平示威者现在不是在捍卫民主,而是要求更多的民主,要求香港的权贵阶级和当局多加考虑普通民众的问题,并试图要求香港政府对推出草拟法案负责。虽然该法律立意良好,但在香港的法治之下,会损害对市民的保护。这些都是需要民间讨论的问题,但随着暴乱分子与警察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讨论已经变得不可能。

暴力示威者不应该受到外国同情。他们没有捍卫“港人治港”的原则,而是在引致“港人灭港”。

话说回来,大陆对火箭队总经理言论的反应是一种中国式政治正确的可悲实例,过于敏感、没习惯中国的新财富和强大的中国人试图对那些使用“敏感词”的人下主观判断,将之视为“搞小动作”。这种不安全感、不愿考虑他人的观点或不愿理性反驳他人观点的做法,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沉迷此道都令我反感。一方面是美国无法满足中国受到尊重与平等对待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中国也很难适应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曾经令人敬畏的大国,宽宏大量比敏感多疑给中国的好处更大。在我看来,双方自以为是,都不讨人喜欢。

政治是使事情成为可能的艺术。要求不可能发生的事是错的,但坚持就如何以支持或增强香港自治权的方式来改善治理展开对话,是完全合理的。

:那么,你认为身陷香港危机和贸易战的美国公司,在应对这样一场政治风暴时能做些不同的事吗?

:你得问它们。许多企业在香港有着长期投入的计划。但是美国公司不必将其亚洲业务的运营部门建基香港。抗议者似乎正在令这样做的政治风险越来越大。如果香港社会不能恢复安宁,北京方面不重申“一国两制”的话,许多企业会选择离开——不是现在,就是之后。一旦(企业)失去商业信心,那就很难重建。触犯法律无法促进法治,不管那些触犯法律的人诉求有多合理。

:你认为一个旨在终结贸易战的广泛协议是否有助于重启中美关系?还是木已成舟——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经济、军事和意识型态对立的新冷战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可能会比鹰派领导人和偶发的争端持续得更久?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前的中美互动?

:川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决定反映出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挫败感——即中国不愿解决外国企业关于知识产权遭到侵犯,以及未能享受“国民待遇”的抱怨。一些企业感觉成了受害者,另一些企业感到被利用了。川普试图提高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筹码是有原因的。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放出了一群非商界人士,他们对中国有着真实的或想像中的不满,他们不会自己回到盒子裡。目前的中美关系是自尼克森开启两国关系以来最糟糕的时期。达成贸易协议将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无助于解决中美政治、军事和意识型态关系的恶化问题。这些领域及其涉及的问题必须分开来解决。

:对于正在应对中美紧张局势以及国内反应的中国官员和商界领袖,你会提出什么建议?

:不要关闭跟美国接触的大门。如果你创建了新的组织来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那麽就应该以一致的方式来运作它们,并让美国加入。最终,为了两国和世界的利益,中美需要合作。两国早晚会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对美国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呢,包括总统候选人,你有什麽建议?

:当美国官员和政治候选人支持香港的抗议活动或支持一部分的街头骚乱时,这在北京激起了怀疑。对于与美国政府有关联的美国人来说,重新发现沉默是金的力量符合香港的利益。美国不是香港和北京之间对话的一部分,也不应该假装如此。香港落实自治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会影响到贸易与投资。但是美国不能定义香港的政府形式,也不能决定特区政府应如何与香港市民互动、即使其可以但也不应该这麽做。

:你如何看待美国政府对华採取的对等策略——例如,根据新的规定,中国驻美外交官应在与当地官员或教育及研究机构会面之前通知国务院,就像美国外交官员在中国经常被要求做的那样。你认为这样的对等原则是与中国打交道的一个明智和有效的策略吗?

:1980年代,我曾赞扬中国向开放迈出的步伐——包括稳步改善美国外交官和领事官员进入地方政府、大学和智库的管道。如今,我对中国关闭此类管道的程度感到难过,但美国比之前封闭的回应则使我更加不安。中国的国安机构是使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包括最初对中国和中国人有好感的美国人——与中国对立的主要原因。如果美国实施新的规定,将会削弱中国人对美国自由的钦佩。除了使美国所反对的中国限制显得合理之外,它不会起到任何其他的作用。

两国需要努力增进彼此的了解。收紧对接触公民社会和下级政府的限制,并不会减少误解和敌意。美国不能通过採取它认为适得其反的中国式做法,或效法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偏执态度,来赢得与中国的竞争。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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