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中国研究的新路 –黎安友关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
荣剑博士
黎安友和荣剑博士2012年于美国
导读:
纽约博登书屋即将出版《黎安友论中国》，这是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回顾近十年来我和黎安友老师的交往以及在不同时间节点上与他的多次对话，获益匪浅，本文既是学习体会，也是一项研究性提纲，旨在向读者表达黎安友的中国问题“解决方案”的重要性。在美国长期误判中国与中共的时代氛围中，黎安友老师坚持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立场，以普世价值观为导向，深信人类历经数百年所创造的宪政民主制度一定会在全世界得到普及，包括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庞大帝国的缓慢转型也必将融入在人类文明的国际秩序中。特别期待《黎安友看中国》能够开拓出中国研究的新路。
2012年夏天，我专程赴美国拜访黎安友教授，就他以前曾经论述过的“中国制度的韧性”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对话。[1]在这个对话中，我提到了一个时间的概念：only ten years，只有十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2012年是中共最高权力的交接之年，新的领导者按照党的制度安排将进入一个新的十年的执政期，他必须在这十年里完成他的工作使命。同样，对于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各方人士来说，这个时间限制也是一样的，如果不能在十年里解决问题——完成中国的制度转型，那就只能把这个任务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完成。[2]
十年很快就要过去了，2022年将是中共领导集团开启新一轮最高权力的交接时刻，这个时刻意味着什么？是“十年”的终结还是“十年”的延续？参与政治博弈的各等人物会甘心情愿在这“十年”之后各自退出历史舞台吗？很显然，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意愿，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十年的时间表显然也是大大低估了中国转型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低估了中共政治领袖与民间的各种政治反对派继续“在场”的意愿，“only ten years（只有十年）”，并不是一个政治契约，没有谁会去遵守这个并不存在的约定。但是，十年作为中国政治运行的一个周期，是被写入宪法的，其内在的约束力其实是存在的，而且不可低估。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共领导人在2018年——也就是在新的执政期的第四年，在未经全党和全国国民充分讨论的前提下，仓促修宪，取消主席两任十年的任期制。这个重大举措不仅彻底废弃了邓小平所奠定的并经由两代领导人遵行的制度安排——取消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而且也完全颠覆了人们对“政治时间”的预期，不是最高领导人“只有十年”的问题，而是“十年之后”究竟还要干多少年的问题。
这个时间预期的重大变化，几乎超出了所有人对中国形势的预判，当然也超出了我和黎安友在2012年讨论问题的范围，我们当时探讨的主要问题涉及到对过去十年的评价和对未来十年的展望。例如，对即将卸任的领导人胡的评价——“WHO IS HU?”黎安友的看法是，这位低调的、看起来毫无个性的、在任何时候都是照本宣科的中共领导人，尽管没有在他的任期内给西方世界留下深刻印象，但他还是取得了一个重要成就，那就是“过了十年没有出事”，特别是在党内没有爆发什么权力斗争，后期出现的薄熙来事件也是及时得到了有效控制，并没有影响最高权力的交接。黎安友还认为，“胡温十年”在经济上实现了快速发展，在外交上是成功的，他们按照邓的“韬光养晦”的方法，非常小心地去处理与俄罗斯、美国、日本的关系，谨慎地处理台湾问题，表明这个班子还保持着威权制度韧性的一面，在应对内外的各项挑战时还富有一定的弹性。在黎安友看来，中国的稳定是第一位，西方的利益是与中国的稳定和繁荣联系在一起，中国强大了之后会不会威胁美国的利益，只是第二位的问题。在谈到新的领导人在未来十年的执政期将会采取何种改革路线，我们提到了多种可能性，比如，更多的市场，更多的政治改革，更多的控制，包括更多的危机与风险。黎安友提出或许会形成“大社会和大政府共处的局面”，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概括，揭示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一种可能性，即在社会力量的不断壮大和有效制约下把专制慢慢地转化为社会普遍可以认可的民主制度——一党制下的民主。[3]
我和黎安友在2012年关于中国未来十年政治发展和变化的讨论，应该说符合美国大多数中国研究者的一种共识：中国经济越是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越是参与到全球化进程，越是融入到国际秩序中，中国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黎安友才会认为，美国首先关心的是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最高权力的和平有序交接，其次才是关心中国强大之后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中共在2018年的修宪，取消了主席任期制，这个政治的巨大逆转让美国关于中国民主转型的共识彻底破碎了，美国朝野两党、左中右人士、反华派和亲华派似乎突然集体醒悟：噢，My God！原来不是这么回事！期待中共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完成民主化转型，原来是一个巨大的误判！中国强大之后不是选择民主之路而是重返极权之路，这个情况在2018年修宪之前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想象的，更不用说谁会对这个转变进行超前研究。
是不是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出了大问题？为何没有任何人提前预见到中共这个不可思议的巨大逆转？ 2002年，章家敦提出“中国即将崩溃”，这个预言在当时有很大的反响，但黎安友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的威权制度还有很大的韧性，有很大的调适空间和应变能力，由此质疑甚嚣尘上的“中国即将崩溃”论。[4]然而，黎安友并没有长期坚持这个看法。在2009-2011年期间，这是中国在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一片欣欣向荣之际，国际上有人据此提出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也热烈呼应而出，而在这个时候，黎安友提出了中国威权制度的韧性正在不断消退的看法，因为他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并没有随着经济向市场化方向的高速发展而改善它的治理结构，没有像它曾经承诺得那样建立起一个充满法治精神的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相反，在胡温十年的后期，也就是在周永康执掌政法大权的时期，中国在政治和法治上出现了一系列倒退现象，人权迫害事件不断发生，刘晓波被判刑入狱是其中最恶劣的一个事件。黎安友就是从中国经济繁荣的表象中看到了中国威权制度由“韧性”向“钝化”演变的态势，提醒人们应当对中国威权制度固有的专制性质保持足够的警惕。
回顾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的演变以及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崩溃”论与“中国模式崛起”论的共振之中，黎安友可以说是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智库中少数几个清醒的观察者。虽然他也没有提前洞见到中共在2018年修宪这个重大举措，但是他对这个举措的政治后果还是做出了及时反应，并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进行了反省。2018年11月，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黎安友的办公室与他进行了一次新的对话，在这个对话中，我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是不是犯了错误？长期误判了中国？还是说美国人根本就没有错，错的是中共？如果是美国人错了，那是不是美国人下一步来纠正这个错误，采取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不接触不来往？还是在保持一种压力的情况下继续促使中国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我看“谁之错”的问题意识。美国人现在承认错误，要改正错误，是不是要和中共对着干吗？对着干是一种选择，纳瓦罗是这种选择的一个代表，他主张全面挤压中国；而彭斯副总统的看法是留有余地，他在演说中说得很明确：美国不要求中共搞民主，美国没有让中国一定要按照美国的制度安排来转变这种想法，他是希望中国回到邓的路线上去。这很可能是美国目前的两种“纠错”机制：是全面遏制或有条件合作。
针对我提出的问题，黎安友没有回避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共识：美国帮了中国的大忙，中国没有按照美国人设想的方向发展，美国人好像在反思自己是不是错了。这个情况让黎安友联想到1950年代美国人也曾经反思谁丢掉了中国，也在反思这是谁的责任，美国是不是错了？是不是不应该帮助中国？他的看法是：历史的问题，美国人有没有犯错误的问题，需要冷静讨论，但更应该思考的是，美国在面对中国时有没有别的选择？中国在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美国要遏制它？这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这只是一个历史的小说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学。而且，所有的政治选择都是一种赌博，你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实际上当时遏制中国人不是一个选择，因为苏联还存在，地缘政治关系构成了美国必须帮助中国的一个前提。黎安友如此认为，是要强调历史让美国选择了中国——选择中国作为美国的潜在盟友或至少不是作为一个敌人，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发展需求。所以，这种选择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战略依据的。同时，黎安友也提到了美国在当下对中国实际上已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因为中国已经发展起来并且强大了，美国要遏制中国已经太晚了。对于中国崛起且似乎不可控制的发展态势，黎安友并没有表现出沮丧的态度，在他看来，中国的演变还没有结束，还在演变过程当中，再过多少年之后或许又会说美国判断得对，因为中共不可能永远保持住它的高压统治，不可能对中产阶级持续进行压制，通过集中权力于一人这种方式来解决胡温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能不能成功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毛时代没有解决好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他把问题留给后来的党的领导人去解决，现在的问题很可也是要等到下一代领导人去解决了。黎安友认为，这是中共体制的一个惯性，始终处在“紧—松”的循环过程中，紧到一定时候，必须放松，不放松就死掉。基于这些认识，黎安友对中国的未来还是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并不认为当下中国的政治倒退可以彻底改变中国制度转型的逻辑；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他也并不认为全面遏制中国就是一项正确的选择。在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今天，他依然建议美国政府从保护美国的基本利益出发，继续追求与中国在可能的范围内的合作，避免无法控制的冲突。[5]
纽约博登书屋把黎安友近年来研究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一系列富有真知灼见的论文编辑成书出版，这无疑是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通过阅读此书可以更为全面系统地了解黎安友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方案”。可以认为，黎安友基于当下中国出现的社会政治变化，以及基于中美关系“失控”而找不到正确方向的时刻，为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首先，黎安友强调必须坚持价值观导向的中国问题研究。他认为，人权在美国的中国政策中占据了新的核心地位。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参与期（大约从1972年至2016年），政策制定者将人权视为价值观而非利益问题，在不干扰更优先的物质关切的情况下予以促进。为此他批评川普政府的前三年，尽管与中国进行贸易战，但贸易问题仅仅被定义为公平和不公平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作为系统性的价值观冲突的一部分。黎安友赞成美国政府后来所作出的调整，即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终极价值的全面竞争，价值观从两国关系中的附属地位转变为两国之间战略竞争的所有要素的统一框架。他注意到新冷战与旧冷战的若干区别，比如，与苏联不同，中国没有寻求向世界输出的意识形态计划；中国没有安全盟友阵营，它周围的国家对它的影响都很警惕；中国希望在国际机构中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没有表现出想要推翻这些机构的迹象；中美两国拥有的相互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程度，双方仍然可以从贸易、投资以及科学、教育和文化交流中获得很多好处；中国政权比苏联政权更不容易发生内部崩溃，从长远来看，中国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由化，但在任何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它都不太可能分裂或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对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合作对于处理气候变化、海洋健康和疾病的国际传染等紧迫的全球问题是必要的。因此，中美两国的价值观之争不应体现为中美之间的全面脱钩，而如何在合作、竞争与必要的对抗中体现美国的价值观，应该成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基石。
其次，黎安友的中国问题研究始终贯穿着一条现实主义路线。如何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情感用事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实事求是地正视中国的崛起是美国自建国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黎安友不同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脆弱到几乎崩溃的边缘，相反，他同意这样的看法，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美国经济，即使美国加快增长速度也不行，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再过几十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即使发生经济或政治危机，减缓中国的崛起，中国也不会回到改革前的贫困时代。这个判断是许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但这是一个事实判断，美国必须做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思想准备，并根据这个现实来制定实际有效的对华政策。针对中国的不断增长的国力和军事力量，黎安友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美国必须在战略利益冲突的地方牢牢守住底线，比如在台湾和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海军存在上。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比近年来更有力地捍卫人权和自由的国际标准；当中国越来越频繁地干涉美国的自由时，美国不应对中国政权大喊大叫的敏感问题作任何屈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摩擦和考验是不可避免的，可能要持续几十年。为了驾驭这个过程，美国需要准确评估中国的利益，但更需要评估自己的利益。
第三，黎安友坚信在中美的价值观对抗中西方民主制度最终将战胜专制政权。这个看法不是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而是依然通过对中共的制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黎安友认为，中国的行为并没有显示出在国际规范体系中推广独特的“中国模式”或另一种世界秩序观的能力，从性质上看，中国倾向于成为一个保守的大国，抵制美国及其伙伴以不利于中国及其伙伴的方式塑造政权的努力。因为美国继续积极地试图塑造全世界政权的未来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比美国更像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在人权和人道主义干预方面的立场可以被视为非意识形态的，而美国及其盟国的立场则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们寻求促进某些对国际体系来说相对较新的价值观。虽然中国将继续影响全球规范的演变，但很难想象它将试图彻底改变或推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黎安友由此认为：专制政权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得越好，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就会越快地取代传统价值观，对专制统治不满意的人口比例就会越大。因此，最有效的专制政权正在逐渐挖掘自己的坟墓。
第四，黎安友充分正视中国制度转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反对轻率地预言中共会难以承受国内和国际的巨大压力而迅速崩溃。黎安友分析了中国民主制实验及其失败的诸多原因，比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阻力，基于国家政权安全的考虑，军队对国内变革的保守主义态度，普遍的政治文化测试所显示出来的国民改革意愿，全国各地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农民大众的局限性和保守性，宪法及制度上的缺陷，民间民主派的道德破产，各个精英集团的交易。罗列这些现象是为了说明：对弹性专制政权支持的三个不太明显的因素是文化、共谋和认同。相关的调查数据也显示，约三分之二的中国受访者坚持避免冲突和服从权威的价值观，而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坚持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黎安友为此提醒人们，说民众对政权的支持依然强劲，并不是说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是盲目的民族主义者或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就像其他地方的政治制度中的公民一样，中国公民也有抱怨、有疑问、有愤世嫉俗的见解、有未解之谜。但这是一种长期的、正常的状态。这种抱怨和质疑并不是合法性危机的迹象，但可能会导致积极的反抗。
黎安友不是一个预言家，他也不想做一个预言家，他对中国的研究是秉承一个学者应有的立场：在坚持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同时以价值观为导向，深信人类历经数百年所创造的宪政民主制度一定会在全世界得到普及，包括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庞大帝国的缓慢转型也必将融入在普世价值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基于这样的信念，黎安友认为，中国民众对党的支持不一定会永远持续下去，它可能会随着现代化的动力而慢慢消散，因为现代化的动力破坏了有助于产生政权支持的传统的服从和避免冲突的价值观。尤其是当中国经济持续急剧衰退，或者再次遭遇更具破坏性的大流行病或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以及挑起台海战争并输掉战争使政权蒙受羞辱，包括最高领导人的意外变故引发接班危机，都有极大的可能导致中国的一场巨变。但黎安友并未沉浸在这些想象的突发事件之中，他依然冷静地提醒人们：
中共和我们一样意识到这些突发事件，并尽最大努力保证它们不会发生。我们不应该把赌注押在合法性危机上，以为合法性危机会在短时间内造成中国的变革。
[1] 这个对话后来经过我的整理、黎安友审校后，发表于国内《领导者》杂志2012年第八期（总第47期）。
[2] 2012年，中国独立学者章立凡提出“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的预言，意即中共如果在五年内不改革，必将在十年后面临崩溃的结局。这个预言代表着当时大多数人对于中共改革的预期以及不改革的后果的一个判断。
[3] 参阅《中国制度的韧性与转型——与黎安友教授对话录》，《领导者》杂志2012年第八期（总第47期），第97105页。-
[4] 黎安友的文章发表在2003年美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5] 我和黎安友的上述对话参阅《特朗普、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与黎安友教授对话录》，发表于《金融时报》中文网，2018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