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上卷New York版出版
编者按: 荣剑博士撰写的“世纪批判三书”第一部:《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上卷New York版已于近日由纽约博登书屋（Bouden House）出版，现经作者授权，本网先行发表该书序言、后记和上卷目录，部分文字稍有删节修改，特此说明，敬请关注。
建构批判的思想史
——《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序言
荣剑
左翼、革命和改革，这三个关键词在20世纪高度相关。左翼主导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支配着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期间涌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将左翼运动纳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轨道，激发了20世纪连绵不断的革命运动。革命创造出两个庞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联和中国，由此在地球上划分出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以苏联、中国为核心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古今之变”演变为“东西之争”，即制度、道路和价值观之争，历史的终极问题最终被归结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
冷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宪政体制下形成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国民生活的极大改善，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专政体制下形成的经济缓慢发展和国民生活的长期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此历史背景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先后形成了改革的“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波兰模式”和“捷克模式”。改革在1980年代达到高潮。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以“改革与新思维”试图彻底摒弃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以“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为先导，告别毛泽东开创的国家全能主义体制，开启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进程。但是，改革并没有为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新的生机，相反，改革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加速了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分崩离析。从1989年至1991年，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说法，20世纪随着戈尔巴乔夫宣告苏联解体而提前终结，战后形成的庞大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及其“华约”体系彻底瓦解，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进行大规模扩张的历史终结了。
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双重失败，是否意味着左翼运动的失败？虽然左翼运动与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共同分享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在运动的性质和方式上共同具有激进主义倾向，在目标模式上共同追求人类的终极平等；但是，左翼在思想光谱上有着更为广泛的色彩分布，如同雷蒙•阿隆所说，左翼从未在历史的主题上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统一性，其话语方式及其理论关切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从革命到改良，从街垒战到议会竞选，从环保运动到女性运动，从阶级平等到种族平等直至跨性别平等，这些不同的时代主题构成了近二百年来左翼为之奋斗的目标。 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所奠定的理论原则，把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变革的唯一方式，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共产党人的终极使命。社会主义改革从本质上看，是共产主义革命陷入穷途末路时的策略选择，其政策和措施不是以颠覆而是以继续维持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改革与马克思主义基本教义之间存在着深刻悖论，改革必然失败的命运正是这个悖论所决定的。因此，英国左翼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把苏东体制的崩溃视为20世纪的终结，终结的标志就是东方的革命世纪的一系列失败：苏联陷于官僚主义国家的失败，中国陷于持续革命的失败，国际共运陷于国际主义的失败，最终的结果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念的失败。 尽管如此，霍布斯鲍姆并不认为革命的历史就此终结，因为中国在改革的名义下还在延续着革命的进程，用他的话来说：“只要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继续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为革命作悼词还早了些。”
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全面崩溃的历史前提下，中国在1980年代由“边缘革命”所推动的改革进程，经由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的思想动员，终于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开启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巨大增长。 张五常在2008年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经验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走上资本主义（市场）之路，科斯主张的权利要清晰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文化终于从深邃的黑洞中走出来了”。他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他平生见过的最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按照这个看法，中国的改革无疑是取得了巨大成功，成功的标志不仅在于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还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拯救了社会主义事业，让共产主义理想之光穿越苏东体制崩溃的巨大阴影而再次照耀人类的上空。中国新左派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迎接“中国世纪”的到来开始构建一个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左翼思想共同体，其理论指向既是为“中国现代性”（现在的官方名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存在与发展提供合法性证明，同时证明作为“中国现代性”母体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正当性。汪晖在2020年出版的《世纪的诞生》一书，阐述的“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试图重新将革命置于正义的神龛之中，通过对中国革命独特性的论证来进一步重构它对世界的普遍性。我把该书定位于：“这是一个关于中国革命既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的新的理论版本，是一个试图用‘中国方案’或‘中国经验’来解决世界的世纪性问题的新乌托邦计划，是一个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为革命招魂的宣言书。”
本书的写作计划——世纪批判三书——对左翼共同体、革命共同体和改革共同体的批判，直接起因于对汪晖世纪叙事的批判，他以《世纪的诞生》一书为主体所构建的“世纪”概念及其宏大叙事，以三卷本方式展开，构成了中国新左派国家主义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中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列宁主义先锋党、苏维埃政权、人民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帝国和天下体系、中国现代性的全面辩护与论证，强调现代性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对世界具有的普遍意义与价值，最终是要向世界宣布：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核心、以革命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方式、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终极使命的“中国世纪”，必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中国世纪”将成为“革命世纪”和“共产主义世纪”的同义语。这个宏大的理论计划对于重新振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西方国家的左翼运动，究竟是喜讯还是噩耗？
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新左派始终是把源于西方思想传统的启蒙主义、西方现代性、西方的民族国家叙事、西方国家开创的普遍主义知识体系和普世价值观作为批判的对象，进而将这类批判演绎为对西方宪政制度、市场制度、法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全面批判。 由此在东（中）西方之间构造了截然对立的你死我活的国际关系，“东西之争”演变为“中美之争”、“中欧之争”、“中澳之争”、“中加之争”、“中日之争”甚至“中韩之争”——几乎与所有西方国家处在对抗之中。中国近30年来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浪潮，既是中国新左派理论建构和理论动员的产物，也是促使中国新左派日益走上国家主义之路的巨大动力。他们参与描绘的国家主义蓝图，诸如“帝国叙事”论（汪晖）、“天下体系”论（赵汀阳）、“圣王革命”论（刘小枫）、“帝制宪制”论（朱苏力）和“制度返祖创新”论（崔之元）等等，从不同的理论和知识背景出发，展现出一个共同的国家主义主题，与世界各国宪政转型的历史潮流和人民主权论背道而驰，其实质是对中国帝制时代的全面理论复辟。
中国新左派以建构“中国叙事”为己任，但它完全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产物，其思想、知识和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形态（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西方左翼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遗产，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六大理论版本（大转型理论，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大分流理论），西方国家主义的古典学（以柏拉图为标志）和现代学（以海德格尔为标志）， 以及根据西方“马学”和“后学”的标准从儒家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仓库中汲取的思想资源。 庞杂的理论建构及其话语表达方式没有任何创新之处，完全是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面亦步趋步，将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马克思、尼采、萨特、福柯、利奥塔、萨义德、海德格尔、施特劳斯、施米特、詹姆逊、艾森斯塔德这些从古典到现代一直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者，奉为自己的精神导师，而把孟德斯鸠、伏尔泰、康德、马克斯•韦伯、托克维尔、柏克、雷蒙•阿隆这些启蒙主义的思想者，视为自己的批判对象。中国新左派鼓吹的“中国现代性”理论，实际上是根据“中国逻辑”对西方关于“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理论的重新改写，把西方启蒙的自我反思改造成一种反启蒙话语，把西方现代性的自我批判改造成一种反现代性话语，最终是在“中西之争”的意义上将“中国现代性”塑造成与“西方现代性”全面对抗的理论和实践，而且要证明：东方的社会主义终将战胜和取代西方的资本主义，这是“中国世纪”战胜和取代“美国世纪”的应有之义。
弗朗西斯•福山基于苏东体制崩溃这个重大事变而宣布“历史终结”，如此预言显然是过于乐观了。21世纪刚刚展开的历史已经证明，人类从20世纪所形成的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预期远未实现，左翼共同体在经历了历史上的多次重大挫折之后仍然在世界各国凯歌行进，掌握着从政治到社会领域的“政治正确”的话语权。在苏联解体的废墟上重新复活的俄罗斯，经历了普京长达20多年统治，远未完成从一个威权国家向一个宪政国家的政治转型，反而愈益向沙俄帝国复归。2022年2月，普京以反对北约国家“东扩”的名义悍然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让全世界再一次见证了“东西之争”的实质：一个“东方”威权国家向“西方”文明国家发起的挑战，公然粗暴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正义的基本准则，对人类文明体系和国际秩序构成了重大威胁。20世纪革命进程中诞生的两个最大的革命国家，再度被笼罩在国家主义的巨大阴影之下，前所未有的庞大无比的国家机器正向全世界发出了令人生畏的轰鸣声。在21世纪所谓“后革命”时代，以暴力和战争的方式来建立起来的国家全能主义体制，没有以和平的方式改变革命的政治逻辑，而且将国内的统治方式扩展到世界其他国家，同样试图以暴力和战争的方式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由此可见，20世纪的左翼运动、革命运动和改革运动所制造的世界历史问题，并没有随着苏东体制的崩溃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获得解决，世界的政治版图依旧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划下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东方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究竟谁战胜谁，历史还没有作出结论。
因此，“世纪批判”与其说是对汪晖世纪叙事的批判，毋宁是对法国大革命以来左翼思想及其运动、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及其实践、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及其教训的批判与反思。这是一部“批判的思想史”——以批判的视野重新审视当代形成的一系列有关左翼、革命和改革的思想史叙事，尤其是对那些按照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所构造的革命史观、帝国史观、国家史观和领袖史观进行毫不妥协的理论斗争。自从雷蒙•阿隆与萨特在战后进行长达30年的“思想战争”以来，“左翼的神话”和“革命的神话”尽管遭遇到了来自于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最深刻的批判，但这些批判并未一劳永逸地终结“左翼史学”和“革命史学”所占据的解释世界历史变迁的统治地位，阿隆和萨特时代的核心主题——如何看待苏俄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在现时代已经转化为一个新的历史版本。 当中国新左派预言21世纪是“中国世纪”时，当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宣称“中国即将统治世界”时，当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确面临着来自于“中国冲击”（沟口雄三语）的巨大压力时，“世纪批判”的紧迫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其思想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的。
计划写作的“世纪批判三书”将围绕三个重大主题展开：左翼、革命和改革。第一部：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第二部：世纪的神话——革命共同体批判；第三部：世纪的梦幻——改革共同体批判。三书总字数估计约二百万字。第一部：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因篇幅超出预想，将分上下两卷出版。上卷以中国左翼运动的历史演变及其命运和中国新左派的主要理论为批判对象，下卷将重点考察日本的民族主义问题、法国的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问题、德国的魏玛共和国与“施米特问题”、英国的“新左派问题”和美国的左右两党之争问题。第一部上卷将于2023年上半年出版，下卷争取在2023年年底出版，第二部和第三部计划在2026年之前出齐。这是一项浩大的理论工程，我有生之年如果能够如期完成，此生足矣，毫无遗憾。
是为序。
世纪批判三书·第一部
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上卷目录
导 论 左翼共同体的形成与历史变迁
一、现代国家转型中的“左翼问题”
左右政治区分的意义
左右的对立、共识及其演化
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左翼问题”
二、法国大革命的左翼化逻辑
大革命源于阶级斗争还是左右冲突？
革命的左翼化与革命的激进化
大革命开启恐怖政治的序幕
三、马克思主义与左翼的革命化
在德国哲学领域完成“法国革命”
建构暴力革命史观
以自由的名义赋予暴力合法性
四、俄国十月革命与极左化政治
俄国十月革命是列宁的革命
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俄国版本
用革命的暴力消灭一切左翼力量
五、欧洲左翼运动的觉醒与自我拯救
第二国际：欧洲左翼历史的开启
社会民主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深远意义
六、中共路线斗争与左右之争
党内斗争就是对“左”或右的斗争
中共十次路线斗争的实质
从反“左”到反右
七、关于“左翼问题”的终极性反思
基于平等和自由的维度
左右之争究竟源于何因？
左翼以平等为终极目标
用宪政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统一
第一章 中共革命与中国左翼运动的兴亡
一、“伟大的中国革命”之再认识
反思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
中共党史与费正清史学的共振
追问中国革命的现代性意义
二、从康有为到孙中山
——激进主义思潮的裂变与革命话语的突进
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兴起
激进主义的挫折与裂变
走向革命：激进主义的重大转折
革命话语的狂飙突进
三、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
——革命党的左右之争及其政治分裂
辛亥革命是“红血革命”的胜利？
以俄为师：从“党军”到“党国”
“革命党”主导下的国民革命运动
国共从左右之争到分道扬镳
四、中国左翼运动的兴起与嬗变
——文化领导权之争的意义
大革命之后：文化领导权之争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鲁迅的思想转向
左翼十年：中共文化领导权的建构
五、走向“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
——193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之争
“意德沃罗基”出场了
中共主导意识形态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凯歌行进
六、“延安道路”与左翼的布尔什维克化
延安道路首先征服了美国人
知识分子的革命圣地
革命的和自由的文化中心？
整风运动中的“延安之春”
整风运动从“纠偏”到转向
思想改造工程的完成
七、胜利者的历史观与“五四”精神重构
胜利者的时间开始了
“五四”的纪念史学
“五四”领导权之争
重构“五四”的目的论
八、新民主主义的终结与知识分子的前途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联合政府”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开始了
改造党的知识分子和“双百”方针
左翼共同体在反“右”中集体覆灭
第二章 中国新左派的时代和理论前提批判
一、后革命时代的现代性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性质
从“革命国家”走向“现代国家”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
改革是革命方式的改变
革命性与现代性的悖论
二、改革的终结与重启
——思想变迁的时代与制度前提
苏东巨变与中国改革的重启
改革的重启意味着终结？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大社会”与“大政府”：平衡的断裂
三、思想解放运动的终结与裂变
——“启蒙共同体”的自我瓦解
“思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
“新启蒙”运动的崛起
新权威主义之争与启蒙的自我瓦解
四、伪“后学”时代的中国新左派
中国“现代”遭遇西方“后现代”
西方“后学”的中国之旅
“后学”语境中的新左派
中国新左派的伪“后学”
——对时代幻影的斗争
五、中国新左派的理论前提
——西方“后学”的六大理论版本
马克思主义、左翼与“后学”的思想联盟
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
后现代话语的福柯版本：批判启蒙
后殖民理论：从文化批评到文化政治
世界体系理论：从沃勒斯特到弗兰克
帝国主义与依附理论
大分流理论：“重新转向”东方
第三章 中国新左派的主要理论批判
一、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新左派的现代性方案
现代化还是现代性？
从后现代转折到多元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问题及其汪晖方案
中国新左派的现代性文本：
（一）朱苏力的法学文本
（二）崔之元的经济学文本
（三）贺桂梅的文学文本
二、民族国家还是帝国？
——中国现代转型的路径之争
民族国家与帝国的二元论？
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
帝国作为前现代的政治体系
重建帝国叙事的意识形态动机
三、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
——为特殊性立法与重构普遍性
普遍主义知识体系的形成
普遍性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原罪？
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
重构普遍性的价值指向
重构普遍性的歧路
四、谁的天下？
——“天下体系”批判（上）
马戛尔尼使华：中英两大帝国的碰撞
帝国之争还是文明之争？
“夷”字存废意味着什么？
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
五、谁的天下？
——“天下体系”批判（下）
从帝国到天下/ 帝国
重构“天下/ 帝国”的历史合法性
——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
“天下”是一个乌托邦想象
从“内亚史观”看草原与中原的冲突
谁的天下？谁的中国？谁的世界？
六、从革命史观到领袖史观
——刘小枫“圣王革命”论批判
熊十力的“《周官》建国”论
儒家“仁政”理想的幻灭
刘小枫重读熊十力《论六经》之意图
从马克思主义革命论到儒家革命论。
从“汤武革命”论到“《春秋》革命”论
从“《春秋》革命”论到“成圣革命”论
“《周官》建国”论还是“《王制》建国”论？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七、从民族主义走向国家主义
——中国新左派的政治归宿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儒家视野中的“民族主义问题”
“后帝国”时代的民族国家问题
从普世主义走向民族主义
从民族主义走向国家主义
第四章 为革命招魂？
——评汪晖《世纪的诞生》
一、长世纪、短世纪还是中国世纪？
二、革命是世纪的创造还是毁灭？
三、从革命到专政：何种历史经验？
四、人民战争赋予政权合法性？
五、能否走出革命和专制轮回的怪圈？
六、主体性建构：人民的神话？
七、左右之争还是文野之争？
附 录
一、革命者的胜利意味着什么？
——评汪晖的“革命者人格”和“胜利的哲学”
谁在纪念列宁诞辰？
何谓“革命者人格”？
什么是“胜利的哲学”？
革命者的胜利意味着什么？
二、汪晖的“海德格尔时刻”
三、知性的蒙蔽与德性的沉沦
——关于“海德格尔时刻”的再思考
汪晖和海德格尔岂可同日而语？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中的政治纲领
独裁下的“平庸之恶”与个人责任
知性蒙蔽与德性沉沦的“精英之耻”
“只还有一个神能救我们”？
四、“历史，再度临重大的转折”
后 记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本书作为“世纪批判三书”之第一部，写作始于2020年，原计划在一年内完稿，没想到写了近三年时间，篇幅也大大增加了，第一部不得不以上下两卷的形式展开。本书上卷，主要以中国左翼运动的兴起与覆灭、中国新左派产生的时代和理论前提及其主要理论观点为批判对象，下卷将围绕着日本的民族主义问题、法国战后的“思想战争”问题、德国的魏玛共和国问题、英国的“新左派”问题和美国的左右两党之争问题展开论述。之所以选择这些问题作为批判性反思的对象，是因为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与这些问题精密相关。“批判的思想史”不是编年史，而是问题史。以中国的问题意识为导向，以世界主流国家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和思想史叙事为知识背景，最终是对中国持续了上百年的现代国家和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做出理论总结。本书下卷力争在2023年年底前完稿。
鉴于本书的主题——对左翼共同体的批判，最后归结到对20世纪以来的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形态与制度形态的批判，对于认识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所以，我决定提前出版本书，这个阶段性成果需要经受来自各方的批判性审视，以便为我后续的写作获取重要的参考意见。本书的若干章节曾经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推出，尽管获得的反响令我倍感鼓舞，但一部著作的整体性影响力显然只有在它公开出版之后才能真正呈现出来。我期待本书的出版为公共阅读世界提供一个严肃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学术产品，以此激励自己在有生之年完成“世纪批判三书”这项庞大的理论工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诗句对我是巨大的鞭策。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向下述前辈和师友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是：冯天瑜、吴敬琏、黎安友、子安宣邦、章诒和、钱永祥、葛兆光、阿城、张曙光（天则所）、卢跃刚、高全喜、言午、许纪霖、张鸣、刘康、徐友渔、王长江、荣伟、罗慰年、石井知章、胡平、洪朝辉、张博树、王天成、张千帆、贺卫方、王鲁湘、杨东平、陈冠中、李德顺、朱学勤、陈浩武、吴思、王焱、张曙光（北京师范大学）、张维迎、孙麾、任剑涛、王也扬、栗宪庭、唐少杰、耿潇男、王瑛、郭于华、李公明、赵士林、郝建、马国川、王海光、刘苏里、赵寻、雷颐、马勇、叶匡政、高岭、王端廷、聂锦芳、傅永军、刘森林、王学典、冯克利、冯克立、陈纯、程启立、周廉、包刚升、唐小兵等，来自于他们的精神支持和学术肯定，是我能够长期坚持写作的巨大动力。“愿岁并谢，与长友兮”，在漫漫长夜中与友同行，吾道不孤，深感欣慰。
最后，我要诚挚感谢纽约博登书屋出版本书，让本书得以在华文世界发行和传播。
2023年2月27日于北京菓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