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二)——美国的问题与中国的挑战
自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进入全球市场并在其后深度参与全球化以来，中美之间形成了特定的经贸关系，这种高度勾连的经贸关系不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特有的，也表现在美日、美韩甚至美欧之间。事实上，这是一个战后形成的、由美国和其他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外贸国家所共同形成的国际经贸体系。
本文作为《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的第二部分，独立成文，旨在提供一个思维框架，尝试从一些被普遍忽视的视角，探讨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贸体系形成和长期维持的原因，以及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这应当是国内首次做出这样的探讨。尽管要证实本文的所有判断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能力，但我们认为，提出以下观点，对理解今天的中美经贸关系，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美国的信贷福利制度对战后全球经贸体系的影响
如果我们回溯两次大战前后的具体历史，会知晓战争爆发的原因与全球贸易形势及背后的生产分工因素密切相关。简言之，当时既存在先发国家相互争夺全球原材料和市场的问题，也存在先发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还存在地区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所造成的对某些国家内部中下层的冲击问题。先发国家根据两次大战的教训所能得出的共识之一，是必须构建一系列区域和全球范围的贸易与社会安全网络。欧共体、GATT都是这一共识的产物。这些组织成立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贸易自由，更是为了避免再次爆发毁及人类的全球战争。但随着历史的推进，人们越来越将贸易作为考虑的唯一因素，而逐渐淡忘了社会安全网络的基础重要性。
正是两次大战让各国上层充分理解了贫富悬殊可能带来的集体灾难，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被两次大战所湮灭。二战后，无论采取何种政治制度，先发国家无一例外的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社会保障网。两次大战带来的冲击让各国认识到，无论是一国中上层对下层的压制（对劳工和消费者的剥削），还是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压制（一战后战胜国强迫德国做出根本无法履行的赔偿），只要超过一定限度，都会激起民粹，甚至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欧美各国的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促进了共识的达成，先发国家无一例外的进行了内部改革，或引入或完善了国内福利制度，一个普遍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由各国在本土内部自行建立起来。
但美国的福利体系，与欧洲、日本有相当大的不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在其著作《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中，对美国战后的福利模式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简言之，欧洲与美国战后在税制方面走上了两条道路。欧洲以消费税为主导，使得政府税入较高，因此欧洲福利制度可以主要依靠政府通过再分配而建立，即便不是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劳资关系方面的立法，也渗透了种种对两次大战的反思；而美国以所得税为主导，也就是沿用至今的“代扣所得税”政策，美国一开始并没有建立一个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庞大税源基础。战后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大众消费欲望高涨。美国民众对福利和消费的需求，受限于没有欧洲那样的税源基础，恰好契合了美国金融机构扩张的愿望。
在医疗和教育这两项具有公共意义的产品提供上，美国也没有像欧洲一样建立一个政府主导下的广泛社会保障体系，转而通过金融信贷支持予以实现。无论是医疗保险，还是学生贷款，信贷都是战后美国人无法绕开的生活必需。今天总结美国战后成功因素的学术著作，大都会提及《退伍军人权利法》的重要作用，正是这部法律，使一千多万美国二战参战者，免于学生贷款的压力，从而为美国后期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一定程度上也使当时的消费能力得以释放。这是非常讽刺的，因为美国战后教育成功的这个前提条件，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美国不得不依靠海外留学生的高额学费来补贴本国高等教育支出，而当美国政府希望将某些敏感行业屏蔽在特定国家的留学范围之外时，美国的教育还将进一步面临经济上的问题。
1980年代之前，美国工业化大生产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战后罗斯福主义的影响犹在，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欧洲呈现相似性。但此后福特主义的内在缺陷使罗斯福时代开始建立的工业福利体系无法维继，美国并未进行内部细致的调整，而是彻底转向。1980年代里根主导的自由化改革使中下层的福利需求只能走向进一步信贷化。我们可以将美国战后的福利制度归纳为“信贷福利主义”，这种社会保障网是美国作为全球主导国家所特有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与其他外贸国家之间的长期经贸关系。这项制度在美国长期存在，可以分两个阶段来观察。
第一个阶段，战后初期，美国工业领先优势明显，经济持续发展，全体国民享受红利，收入预期不断提升，《退伍军人权利法》等国内立法在一段时期内提供了事实上的社会福利保障。基于消费需求的信贷契合了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需要，信用扩张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第二个阶段，随着全球一般化大生产的兴起，美国制造业优势逐渐丧失，中下层的收入增幅逐渐放缓。但其他外贸国家的廉价工业品涌入美国市场，继续压低美国国内通胀，缓解了美国中下层民众的经济压力。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放弃对制造业流程的再造，直接让中下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而服务业的整体收入要比制造业处于优势时更低。为了维持国内中下层的消费能力（生活水平），政策上不断满足这种基于选票压力的需求，美国中下层民众对信贷福利的依赖更加严重，这种依赖又迎合了美国金融业的扩张需求。
美国国内信贷宽松的基础，是全球化的阶段性结果所致。当战后诸多国家以外贸来作为本国发展主导产业时（这是不得不为的选择），它们逐渐积累了大量美元，所有这些以外贸作为发展基础的国家，都面临一个美元收入如何再投资的问题。从美国视角看，这些因外贸而屯积的美元给这些国家逐渐带来的对美贸易顺差，是贸易不平衡的体现。美国官方对中国的批评与对日本的批评是一致的，即认为是外贸国家过度储蓄导致了贸易不平衡，从而最终导致贸易摩擦。
美国官方在阐述上述理由时，潜在的理论观点是：外贸国的对美顺差本应带来外贸国货币的升值，从而提升外贸国出口产品的价格，进而降低外贸国的出口水平，因此最终会实现美国与外贸国的贸易平衡。但外贸国持续购买美元资产，通过压低了本币价值来维持出口，使对美顺差不断扩大，从而影响了美国国内。美国将此斥为“汇率操纵”。
事实上，美国官方从来没有也不敢承认，从根本上讲，这种外贸国必然对美产生且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与美国的本土政策乃至需求是紧密勾连的。这个战后以美国为主导形成的全球经贸体系，有着深刻的美国信贷福利需求背景，这是美国战后所建立的特殊的社会保障网存续所必需的。
外贸国家通过制造业赚取的美元，为外贸国家的货币升值带来了压力。在没有更好投资渠道的情况下，外贸国家通过大量购买美元资产的方式，一方面旨在通过投资战后经贸体系的主导国家，以维持长期的资金安全；另方面缓解了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客观上有利于本国制造业继续出口。外贸国家通过制造业辛苦赚取的美元，又经由购买美元资产再次回流美国，构成了美国信贷宽松的基础。
维持信贷宽松的本土消费，对美国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使美国特有的信贷福利制度得以维系，使中下层在产业结构失衡、收入不断下降的同时，能继续以信贷方式来维持生活所需，甚至在相当时期内，产生了大量的过度消费，出现了短期“繁荣”；二是扩大的消费能力促进了美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些消费信贷资金用于投入某些新兴消费（例如电子产品）领域，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三是使美国的金融业在整个消费信贷扩大过程中得利丰厚。
也就是说，外贸国家辛苦生产、美国轻松贷款消费的模式，在战后相当长时期，都是美国与外贸国家形成的默契。当美国内部分配出现阶段性问题时，民意就会反应到政治方面，使美国在外贸政策上对外贸国家施压，为中下层争取回一些利益，使美国本土的中下层信贷福利能够持续下去。事实上，这都是一时权宜之计，因为只要美国仍然坚持信贷福利主义，同时又不能恢复生产性行业的基础工作职位，无法保证中下层的长期收入增幅能够覆盖信贷债务，那信贷福利制度迟早面临崩溃。
日本等国对美国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也十分愤懑。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曾经评论道：“日本人挥汗如雨地劳动，生产出了美国人需要的商品，也把这些商品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美国。可美国说：‘请借给我购物款’，于是日本就以极低的利息把购物款借给了美国。如果这笔贷款还回来也就罢了，可是人家借款不还了，并且连句‘谢谢’都没听到，这就是在国际经济中，慈善的富翁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和感谢，反而遭受了愚弄”（野口悠纪雄，2013）。
美国国内的信贷福利制度，勾连了美国和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外贸国家，使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结构与美国本土消费需求直接挂钩。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坚持在美元体系之外建立欧元体系，很大程度上旨在摆脱美元体系的约束，避免过度依赖美国市场。但这个过程受制于欧盟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今天也面临极大挑战。
以今天美国中下层的生存状况来看，去工业化叠加过度消费带来的恶果不断显现，美国的信贷福利制度已难以维系，这是今天美国与中国以及其他外贸国家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的根源。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信贷福利制度为勾连的国际经贸体系，很可能将要走向其生命的终点，如果美国本土无法调整其内部的福利制度，无法解决其内部分配问题，无法重建其本土的社会保障网，就会进一步使全球经贸体系产生更大的震荡。
美国信贷福利制度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金融业的过度膨胀，和新兴产业与金融业的勾连发展。科技类新兴产业是否一定需要短期金融资本的支持？这是值得疑问的。我们能够看到，今天不少科技创新企业，其实在离开短期金融资本时，一样能够发展得很好。我们不应将不考虑金融资本的华为视为孤例，而应当深入研究华为成功的真正制度性原因。
对美国而言，金融业在成为了整个信贷福利制度得利最丰厚者的同时，也使美国的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高科技+金融资本=>美国上市”也成为美国资本市场吸引全球资金的重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内的资本收益和金融服务收益并不可能向美国中下层扩散，里根主义下的所谓“涓滴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在这个时代根本无法实现，因为今天的美国，已经放弃了制造业基础，大量国民通过工资收入去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在他们连支出400美元应急款都存在困难时，如何让他们通过资本来实现金融化下的资本收益？欧美经济学界和实务界人士不断警告，美国将资本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最终的后果是整个国家消费能力的持续下降，因为让有钱人有更多的钱并不会带来更多的消费，只有中下层拥有更多的收入才会带来消费的提升。
在美国信贷福利主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做好长期研判。美国中下层和两党在很程度上都认定了曾经的多边贸易体系损及了中下层的利益，而美国中上层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诉求，如果不能与中下层改变生存现状的诉求相契合，那么在美式民主制度下，占大多数的选票仍然会投向否定多边贸易体系者。
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在成为解决美国本土问题的障碍。2010年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 310(2010)）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认定，企业属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人”，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进而使限制企业政治宣传活动支出的2002年《两党竞选改革法》因违宪而被废除（赖克，2016）。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对政策制定长期实施游说，信贷福利主义不断从制度上被强化。中上层精英虽然能够看到问题，但要以自身权益相让来根本性的解决问题，谈何容易。
伯尼·桑德斯作为底层出身的民主党候选人，在美国中下层有大批拥戴者，但在民主党内部竞争时被建制派排挤，那些本来支持桑德斯的民众转而将选票投向激进的特朗普。如果我们认真阅读桑德斯的政治见解，可以发现特朗普在很多方面都在抄袭了桑德斯的观点。但从特朗普的实际施政来看，根本没有想过要对美国的经济体制进行重大修正。美国的民粹主义最终让政治投机者走上了前台。
我们今天必须深刻理解美国信贷福利制度对全球经贸体系所造成的影响，必须深入研究美国信贷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我们必须切身体会美国中下层对自身权利诉求的合理性，这是所有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外贸国家必须共同面对的。
二、中国面临的挑战
我们必须理解，中国在进入全球化后，也一度成为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外贸国家，甚至今天这种依赖仍未减轻。中国与日本一样，辛劳的国民通过艰难的赚取美元，作为工业化的起步。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早在1980年代就已占据过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高端，而中国今天仍在产业链中游徘徊。这意味着中国是依靠大量中低端企业在赚取美元，而这些中低端外贸企业挣来的美元，作为外汇占款，成为了境内人民币发行的基础。
中低端外贸带来的美元越多，客观上会造成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增加，即便在发行机制方面进行调整，不断扩大的美元顺差也会为境内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带来依据。如果中国内部施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信用扩张就会快速成为现实，国内资金将会向能够短期获利的资产聚集，资产泡沫会快速形成，进而对中低端外贸产业构成巨大的挤压。
这相当于通过中低端外贸辛苦赚来的收益，成为了国内信用宽松的基础，而国内信用宽松又引发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又反过来影响了各项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房地产、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从而使利润率并不高的中低端外贸产业，进一步丧失了产业升级的机会，甚至大量退出市场或开始迁册东南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必须深刻反思前期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房地产资产价格急速上升，对长珠三角外贸制造业造成的巨大负面冲击，以及为什么本可渐次进行的国内制造业产业转移却步履维艰。
我们要理解，中国的外汇管理措施对控制全球金融资本流动风险会有较大帮助，但这种帮助不是绝对的。凯恩斯曾言，要实施资本管制，政府必须加强对所有国际交易（无论是货物还是资本）的监管，因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让人通过篡改货物的流动来隐瞒资本的流动（罗德里克，2011）。通过经常项下的外贸交易来掩盖金融资本的短期跨境流动，正是前一阶段中国外汇储备发生剧烈波动的现实。
中国的外贸出口，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不少观点认为，当这驾马车不灵时，其他两驾马车就要再拉快一点。实际上很长时期我们并不理解，中国的外贸出口，是美国信贷福利制度得以维系的必要环节，也是维持中国外汇管理模式的关键。中国选择目前的外汇管理模式能够尽可能的防范资本跨境流动的冲击（但也只是尽可能），是十分必要的。但选择这种模式，就会要求人民币的发行与外汇收入相挂钩。如果出口下降，外汇收入下降，以外汇占款为依据的人民币发行就将受到影响。此时如果以境内投资拉动经济，关键是看这种投资是否用以激励外贸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升级发展，为下一阶段的外贸恢复和扩大提供帮助。如果这种境内投资脱离外贸（尤其是制造业）需求，甚至导致内部资产泡沫进而对产业升级产生负面作用，那么因外贸受限而出现的通缩趋势就会叠加资产泡沫的上限，进而引发货币发行机制的运行障碍。
这就是制造业对中国而言最根本的重要性所在。
中国是一个外贸大国，但并非一个外贸强国。如果中国境内资产泡沫继续膨胀，生产要素价格继续上升，中国中低端外贸产品会逐渐被其他后发国家所替代。美国在政策取向上极力摆脱中国中低端制造业的依赖，扶持其他小国替代生产，以继续维持美国本土的信贷福利体系。
近年来，国内有观点认为，制造业衰落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是每个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这样的观点深受美国前些年一些经济学观点的影响。但美国主动去工业化，依靠信贷消费维持经济发展的恶果今天已经在摆在眼前，况且中国完全没有复制美国模式的经济基础。德国逆势再工业化的选择值得我们深深思考。
我们要十分尊重那些目前看似不那么“高科技”的制造业企业，要让市场来识别它们，而不是让市长来评判它们。不能单纯为追求个别“高科技”产业，不能期望将普通制造业赶走，就能换来“高科技”。每个产业的发展都有极大的路径依赖，要顺势而为，而不能期待抹掉一个地区的产业历史去实现转型。一些看似落后的产业，在今天仍然有非常大的升级进步空间，要允许这些行业的企业家去探索升级，而不是将其简单赶走。美国的康宁公司（Corning），以玻璃为主业，从1955年就位列美国500强第209位，至今它仍然是这个榜单中的企业，是名符其实的长青树。我们很难讲玻璃这个行业就是高科技产业，但如果没有Corning，今天的iPhone都无法生产出来。我们在Fortune 500的榜单中可以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传统行业的长青树，正是它们的点滴积累，才成就了今天各种伟大的进步。
在科技进步带来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时，要尽可能让劳动力去匹配新的岗位，要对制造业流程实施再造，要与人的就业相契合，更要顾及中国广阔腹地那些尚未发展起来的地区。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更是企业家的责任。中国的企业家不应像美国上层精英那样漠视自己的员工，那些只顾及高层短期收益的行业和企业在中国应当得到制度性的扼制。对中国这个人口第一大国而言，没有比就业更为重要的问题。
抑制互联网资产泡沫同抑制房地产泡沫一样，对中国而言都是一个关键挑战。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至今远非全球化的企业，只要看看它们的海外收入占比，就知道它们主要是因为政策原因才在中国封闭的市场迅速实现了行业的寡头地位。中国大多数的互联网企业，跟“高科技”都是完全不沾边的。它们所获得的资源、它们具备的影响力与它们的行为方式，往往难以匹配，令人失望至极。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迅速发展还是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一个典型反应，而国际资本跨境流动必然伴随短周期的不断重复。
国内有观点认为，对于新兴行业，使其自由竞争，哪怕中间有大量的资源浪费，竞争胜出者一定能够引领未来，总体上会得大于失。这种观点完全无视个别行业短期过度资本集中导致的对其他行业的长远冲击。过去十年，有多少本该在芯片行业奋发图强的中国学子，因为资本补贴下优厚的薪酬，转投互联网企业门下，而这十年导致的芯片行业人才缺口，又要多少年才能得到弥补？而这些所谓优厚的薪酬，往往不过昙花一现。如果中国仍以美国模式为追求，那就必然将要承受美国模式下富裕的硅谷、华尔街和大量中下层民众的尖锐对立，这是中国可以承受的吗？
这更将影响中国的教育。教育竞争的激烈，说到底是因为只有个别行业才能提供丰厚的薪酬，而这些行业并不需要太多人力，因此人人得而争之。要从根源上解决中国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问题，最终的关注点还是在产业和就业。中国实业类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也就是这些产业薪酬上升的空间仍然非常大，在此时放弃大海而追求河流，无异于舍本逐末。
信息科技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带来的改变是根本性的，但这不代表只要称为“互联网”就是高科技。这种五岁儿童大概都能明白的逻辑，在中国却要反复解释，事实上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也即“互联网”行业套利者众多，消耗掉的，却是中国过去几十年辛劳积攒的财富。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变革，有赖于年轻的企业家们深刻的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有赖于他们反思自己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原因。当其他行业仍在砥砺奋斗之际，如果互联网企业家们仍然习惯于美式优胜劣汰的思维，以自由市场竞争为理由，将自己的员工和利益相关方不断的视为前进中的“负担”，仍然不断利用今天互联网媒体的便利来控制和影响公共舆论，仍然将大量资金投入软文公关而不是研发拓展，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给予互联网企业这么多的特权呢？
我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互联网企业对金融领域的渗透和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侵害远远超过欧美各国而无法受到足够监管。我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类似于被美国民众深恶痛绝的“发薪日贷款”竟然能够堂而皇之的成为互联网信贷。我们丝毫不理解，在普遍拥有微信、支付宝的正常消费信贷额度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互联网信贷企业能够盆满钵满，这些信贷需求到底是什么？用途到底是什么？对那些极力推动扩大消费信贷的观点，是否也是以美国的信贷经验来作为理由呢？中国有怎样的基础，能够建立美国那样的信贷福利体系呢？
我们希望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有朝一日能够为自己正名，只有当它们能够远洋出海去接受全球化的挑战而获胜后，才能真正获得国民由衷的赞赏。
在这个时代，我们太需要一些“正常”的企业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对华为有这样特殊的情感。
当中国的制造业走向高端时，将会触及美国中上层的核心利益。美国今天的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利益，必须以美国继续维持在高端产业的优势地位为前提。在中低端已经逐渐外包的情况下，只有高端产业才能支撑起美国经济继续运转，配合美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使其他外贸国家辛苦挣来的美元不断回流美国本土进行投资。如果这一美元回流进程被打破，不但美国中下层的信贷福利制度无法维继，中上层的利益也会受到冲击。这就是今天中国真正的高科技企业会遭受美国以国家力量予以打击和扼制的根本原因。或许，当不是民粹主义的美国总统执政时，这方面的压力会逐渐减小。但如果美国本土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治，这样的情形还可能反复再三。
我们由衷的希望，中国能以美国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教训为戒。这两项具有公共属性的领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但绝对无法依靠自由市场去实现。这是一个现代社会安全保障网的底线。我们要充分理解美国教育曾经成功的真正经验，要充分了解欧洲、日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现状，要充分认识今天中国国民在教育支出方面存在的压力。中国不是韩国，不是仅有六七家财阀企业可供职业选择，完全不需要出现这样的教育局面。
我们希望中国的学研界，尤其是社科学研界能够自立自强。我们非常认同任正非先生关于重视教育的观点。在基础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建议政府应当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创新制度，由优秀的企业去引领优秀的人才，通过由企业和高校共同举办研究机构，以及允许企业单独举办研究机构，将大量科研人员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彻底解脱出来，让优秀的企业来参与选择科研需求的方向。另方面，我们还要更加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社科基础研究的至关重要性，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日本，这些先发国家社科研究实力之强，对全球资料、信息收集之充分，社科研究与跨国企业一线的交流之紧密，绝非今天中国社科学研界可比。可以说中国社科学研的滞后，已经造成了中国政策应对选项的极端缺失。美国的政策之所以能在短期发生根本转向，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国内长期存在不同观点的研究力量，在实际施政时即可予以直接采纳。我们每年的科研投入经费甚巨，但在应对今天美国的冲击时，仿佛相当迟缓而后知后觉。
本文许多观点，尚未完成自证，错漏难免。谨希望以此扩展目前中美关系讨论的视角，同时希望国人能更多的能从全球视角来思考今天及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
以上。
参考资料：
1、野口悠纪雄，《依赖美国的罪与罚》，东方出版社，2013
2、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拯救资本主义》，中信出版，2016
4、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全球化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来源：太阳照常升起 2019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