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如何打交道:当排华惨案发生后

王元崇

 

华工们告诉黄领事说:“白人们有好几次想让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要求公司给大家提高工薪,包括白人和华人的工薪。我们问他们说,如果公司拒绝给我们涨薪水怎么办。他们说,那就一起罢工,这样公司就会被迫给我们涨薪水。我们不同意那样做,就惹恼了白人们。”

本文摘自王元崇《中美相遇》,原题为《石泉惨案赔偿记》

在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前后,美西地区发生过很多起暴力袭击华人事件,虽然中美两国签署了好几个条约,但绝大部分的暴力排华事件并没有引发中美两国政府之间过多的交涉。然而,1885年9月2日发生在怀俄明领地(Wyoming Territory)石泉镇(Rock Springs)的一桩暴力驱逐和屠杀华工的案件是个例外。就石泉惨案一事,中国方面从北京总理衙门到驻美公使郑藻如和两广总督张之洞等等,都非常关注,最终成功寻得了美国政府的赔偿,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府首次收到的外国巨额赔偿。

华人移民在美国反华浪潮中遭到杀害的远远不止石泉一处,但石泉遇害者很快得到了赔偿,是当时中国对美外交乃至整个对西方的外交中一次非常罕见的胜利。这一赔偿究竟是如何达成的,非常值得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另外,通过石泉惨案,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劳工为何以及如何突然被袭击的,看到部分深陷排华浪潮鼓动之中的美国基层社会的日常状态是怎么样的,观察排华骚乱中的一些个人是如何丧失理智和走向歇斯底里的,以及了解惨案爆发后美国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又是如何应对的。

回顾这一惨案,我们也应该看到未来类似的惨剧绝不应该发生于任何一个移民群体和种族群体身上。

石泉的枪声: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屠杀

石泉(中国当时称为“洛士丙冷”)是位于美国西部怀俄明西南部的甜水县(Sweetwater County)的一处小镇,位于落基山脉之上,煤炭资源丰富。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跨洲铁路线经过该镇,该公司的煤炭部在镇上开发了很大的煤矿区。1875年11月,华工开始到铁路公司的这个矿区工作,到1885年的时候已经有500余名华工抵达这里做工,再加上和华工们住在一起的亲戚朋友,已有700余号人。除了铁路公司给华工设立的30多座帐篷住房外,华工自己建设了将近80所简单的房屋,分散在周围的山坡上,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中国城。

根据后来该铁路公司煤矿的报告,1885年8月30日的时候,石泉镇共有矿工842名,其中552名华工,占总矿工人数的65.5%,290名白人矿工,占34.5%。当日煤产量1450吨。按照协定,矿工工薪按每吨煤3美元计算。华工和白人矿工同行一起做活,工薪一致。一切看上去都很平静。

1885年9月2日这天上午,十几名白人矿工到6号矿区和华人矿工发生了冲突,三名华工受伤,冲突被矿主暂时平息,但是到了下午2点钟左右,一百多名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白人矿工集结起来,从6号矿区开始袭击华工,并下山包围华工聚居区,洗劫财物,最后纵火焚烧了他们的房子。数百名华工男女老少对突然到来的袭击毫无防备,只好朝着附近的沙石山坡上四散逃命,暴徒则在他们身后追击和射击。大量没有直接参与袭击华人的白人围观和拍手叫好,很多男女老少参与了抢劫华工及其住宅。华工有的当场中弹身亡,有的被截住殴打受伤,有的则被大火活活烧死。根据事后统计,总共有28名华工死亡,15人重伤,华工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4万多美元。

1885年9月26日美国《哈珀斯周刊》发表的石泉惨案漫画插图,前景中的华工正在被后面的暴乱者袭击。

光天化日之下,如此明目张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突如其来,各方的报道、汇报、调查和善后也立即展开。

美方紧急应对:从怀俄明州州长到国防部长和美国总统

暴乱发生的9月2日下午,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煤炭部的助理总监蒂斯代尔(J. M. Tisdale),代表该公司向位于怀俄明州州府所在地夏延(Cheyenne)的州长弗朗西斯·沃伦(Francis E. Warren)发电报,汇报说煤矿发生了骚乱,中国矿工遭到袭击,公司财产受损(被焚毁的华工房子很多都属于该公司财产),请求州长协助平息骚乱。石泉镇警察局长也发了紧急电报给沃伦,认为骚乱必须镇压下去,请求州长立即派两个连队的士兵前往石泉镇。鉴于该州没有任何民兵组织,沃伦州长立即致电位于东部邻州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的普拉特作战区(Department of the Platte)管辖陆军西部作战部队的霍华德少将(Oliver Otis Howard, 1830—1909),请求出兵保护石泉镇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与此同时,该州长一方面复电石泉镇警察局长,责令其动用尽可能多的警力尽量镇压骚乱,一方面联络距离夏延5千米之外的罗素堡(Fort Russell)的梅森(Mason)上校,建议他集结好一个或几个连队,在收到霍华德少将命令后可以随时行动。此时,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运输总监致电沃伦州长,指出如果该州无力镇压骚乱,应该立即联系国防部长,而该州长随即就致电国防部请求援助。

当天午夜,沃伦州长乘坐该铁路公司的一列专列动身前往石泉镇。在沿途车站不断收到大量的电报,“一封比一封严重”。9月3日凌晨,沃伦发电报给美国总统克利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1837—1908),汇报说至少已有三人死亡,暴民正在阻止500多名中国人获取饮食和住宿,该州没有民兵,请求总统协助平息事态。3日上午抵达石泉镇后,沃伦发现电报里描述的惨剧只是冰山一角,遇害华工尸体横陈,“没有一个中国人还在镇上—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但这之前有700名到900名中国人曾住在这里,而中国人此前住过的房子、茅棚或其他建筑,被烧毁殆尽,一个不留”。“尸体焚烧造成的气味令人恶心,简直无法忍受,在火车站东西两侧一英里开外都可以闻得到。”“大批中国矿工是在矿坑口处遭到袭击的,当他们从矿坑里出来的时候,沿袭着平日的习惯,尚且半裸着身体,然后遇袭,他们赶紧朝镇子周围的沙山上四散逃命,在这期间有的被杀了,有的受了伤。”沃伦查看现场的时候,该铁路公司已安排了一辆专列,将劫后余生的华工收容起来,为他们提供水和食物,并把他们载到了石泉镇以西24千米远的该县的县府绿河镇(Green River),以免遭到进一步伤害

1875年左右的绿河镇

甜水县警长向州长表示,目前在石泉镇找不到几个不同情骚乱者的人来组织一只警备力量,以便应对事态恶化。州长发现,参与袭击华工的人并没有被作为暴乱者揪出来,相反,镇上弥漫着强烈的“中国人不能继续生活在石泉镇”的仇视情绪,而且他们认为只要是选择反对华工的都不应该遭到逮捕。州长获悉大约150到350名白人男子参与了暴乱,而此镇现在充斥着一种恐怖氛围,敢于挺身而出谴责骚乱的人不足一打,绝大部分人都保持缄默,或者同情暴乱分子。州长也发现,参与暴乱的白人矿工都是外国出生的移民矿工,而且大部分是仍旧没有归化美国籍的外国人。

3日当晚,州长前往绿河镇和该县的官员商讨对策,此时收到了西部临县尤因塔县(Uinta County)的警察局长的电报。该局长汇报说,该县县府埃文斯顿(Evanston)有几家位于阿尔米(Almy)矿区的煤矿也雇用了一些华人矿工,住着大约500到600名华人,那里是埃文斯顿周围的华人聚居中心,大约700名石泉镇华人已逃到那里求生。该局长只能组织起20名警员的有限力量,建议州长迅速派一个连队的士兵赶到那里提供安保,并要求州长迅速赶去视察。4日晨,州长赶到埃文斯顿,发现“情况非常严重,一触即发”。州长连忙发电报给霍华德少将,请求火速支援。此时霍华德少将复电确认,尚未收悉华盛顿和该部队在芝加哥总部的命令。

此时沃伦州长不得不考虑援引《反叛乱法》,请求总统克利夫兰的支援。美国《反叛乱法》(Insurrection Act)是1807年通过的联邦法律,规定了作为陆军统帅的总统在美国领土之内动用部队平息非法行为、暴乱和叛乱的权力。但是,这一法案的本身是为了限制总统权力,因为总统在执行这一权力时必须以州政府对骚乱的初步应对为前提,也就是说如果骚乱所在地的州政府不认为局势失控而不得不请求支援,则总统就无权命令部队介入。1878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治安官动员法》(Posse Comitatus Act),进一步严格限制了联邦政府动用部队介入国内的治安和执法行为,从而保障了各州的权利。

这两个法案后来经过一些修改和补充,但至今仍旧是有效的,而且容易引发对总统权力的讨论。1957年9月,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Little Rock)的一些种族隔离主义者试图阻止9名非裔学生进入中央高中(Central High School),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州长福伯斯(Orval Faubus)调动了该州国民警卫队来阻止非裔学生入学,事态失控。在小石城市长伍德罗·曼(Woodrow Mann)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请求联邦部队介入后,9月24日,艾森豪威尔命令101空降师前往小石城,从州长手中接管了国民警卫队,护送9名学生入校,每名学生也由士兵护送到教室门口,放学后由部队车辆护送回家。这就是著名的“小石城九人事件”(Little Rock Nine)。艾森豪威尔因动用部队而受到很多人基于《治安官动员法》之上的激烈批评,但他以《反叛乱法》为自己辩护。

在石泉惨案发生后,沃伦州长一直没有对总统发出正式的平息骚乱的请求,所以陆军也无从行动。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当时怀俄明只是“怀俄明领地”,是1868年7月25日国会法案创建的一块领地,尚且不是正式联邦州,直到1890年7月10日该领地才正式纳入美国联邦,成为第44个州,即怀俄明州。石泉惨案发生的1885年,该州其实尚未正式建立,理论上联邦政府并不能在该领地进行太多的执法行动,当然实际情况是该州已经在建立过渡阶段,所以1885年2月沃伦被美国总统切斯特·阿瑟任命为州长(Governor)。

9月4日这天,沃伦终于在致总统的电报中正式要求联邦部队介入。军方反应非常迅速,于4日当天将两个连队开抵石泉镇,另部署两个连队入驻埃文斯顿,而阿尔米煤矿周围的中国人也已经被转移到了埃文斯顿的中国社区,置于部队保护之下。9月5日,埃文斯顿情况恶化,一大批持枪的白人男子赶到那里,恐吓中国人离开,阿尔米煤矿的白人矿工也赶过来要求华人离开。沃伦州长在9月7日致总统的电文中说:“如果联邦政府找不出应对的法子,我相信情况会比石泉镇还要糟糕。”聚集到埃文斯顿的这些人认为部队不会干涉他们驱逐中国人,事实上恰恰是部队及时赶到,才阻止了一场规模可能更大的骚乱和屠杀。

1885年9月部署在石泉镇中心街区的联邦军队,即日后的派勒特·比尤特营(Camp Pilot Butte)所部将士。

9月5日,普拉特作战区副参谋长塞缪尔·布雷克(Samuel Breck,1834—1918)奉霍华德少将之命,令距离石泉镇最近的犹他州默里营(Camp Murray)的第6步兵团上校麦库克(McCook)派遣六个连队乘车前往石泉镇,携带十天的给养和弹药,弹压暴乱,保护华工。9月8日,国防部准将德拉姆(R. C. Drum)从华盛顿指示芝加哥总部负责的少将斯科菲尔德(J. M. Schofield),根据1880年《中美续修条约》的第三款,美国应该保护在美华工权益,总统业已授权该少将可以部署部队维持秩序,但要谨慎行事。两位将官也都分别通报了沃伦州长。同一天,麦库克率六个连队部署到位,“保护华人免遭非法暴力”,协助该州恢复秩序和逮捕罪犯。

这里所提的1880年两国续修条约即之前提到过的《安吉立条约》,其中第三款规定:“已在美国各华工及他项华人等,无论常居、暂住,如有偶受他人欺侮之事,美国应即尽力设法保护,与待各国人最优者一体相待,俾得各受按约应得之利益。”按照这个规定,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欺侮的话,美国政府要以最惠国待遇立即予以保护,更不要说石泉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屠杀暴行了。

9月9日,逃到埃文斯顿等地的650多名华人矿工乘车在四个连队200多士兵的护送下返回石泉镇。他们着手重建家园,并以中国传统葬礼将遇害者埋葬。华工们回忆说,当时回到旧地的人们哭着呼喊着亲人,而朝夕之间阴阳两隔,场景让人心碎。从9月2日下午惨案发生到9月9日下午华工返回石泉,经历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对这一地区的所有华工而言都是一场噩梦。华工的返回,对肇事的暴徒而言也是一场噩梦。当地小报《石泉独立报》(Rock Springs Independent)哀叹道:“中国人又回来了,这意味着中国城又要重建了,这意味着石泉镇在白人眼里已经被杀了。”可见当地包庇骚乱、支持排华的人比比皆是。

部队入驻后,石泉警局才开始部署抓捕个别暴乱分子,最后释放了45人,拘捕了16人在案。法医也开始汇集勘验尸身报告。石泉镇医生和充作临时法医的伍德拉夫(E. D. Woodruff)医生说,他9月3日勘验了15具尸体,这些人的死因包括脑部中枪、中枪后失血过多、火灾。9月12日他又勘验了4具死于大火的尸体。另一位既是治安法官又是临时法医的约翰·路德维希森(John Ludvigsen)说,他在6个陪审团团员的监督下,于9月2日和3日先后勘察了共19具尸体。这位治安法官把自己作为临时法医的简单的检查报告提交给作为治安法官的自己,每次勘验完毕就解散陪审团,命令该镇将尸体安葬,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动作。从各方面来看,石泉镇的临时法医和治安法官都是在包庇行凶者,而陪审团成员中可能就有参与暴乱的凶徒,华工们的不幸就在于对付他们的是一张同流合污的网。

鉴于当地形势不稳,沃伦州长请求军方继续驻扎石泉,维系秩序。后来除了两个连队之外其余的连队都返回了原驻地,两个留在石泉镇的连队组成了一支专门的“派勒特·比尤特营”,方圆5.5英亩,位于重建后的中国城以南。该驻地一直到1899年解散,部队总计驻扎了将近14年。

中方现场调查:驻旧金山领事和驻纽约领事奔赴石泉

石泉惨案发生后,中国驻美公使郑藻如很快从报纸上得到了消息,知悉“美国土人焚杀华人多命”(“土人”指美国人,非指土著印第安人),立即联系美国外交部要求“发电调兵弹压拿凶”,并去电旧金山总领事欧阳明“派员往查”,请美国方面派官兵保护调查人员。9月12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再次通过普拉特作战区责令麦库克派遣两名军官,陪同从旧金山前往石泉镇勘查案情的中国领事和翻译,保护中国外交人员的安全,确保他们得到友好而得体的待遇,并强调这个安保任务无论多难绝对不能失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麦库克亲自出马前往执行安保任务。美方提到的从旧金山赶到石泉镇调查的中方外交人员,包括中国驻旧金山领事傅列秘、驻纽约领事黄锡铨以及翻译曾海(Tsang Hoy)三人。他们于9月13日收到郑藻如的训令,14日出发,18日抵达石泉镇,在军方麦库克上校等人的保护下,马不停蹄地兵分两路展开调查。

9月18日开始在石泉镇调查的中国外交团队和保护他们的军官。从左至右:格罗斯贝克中尉(Groesbeck)、翻译曾海、傅列秘、黄锡铨、不知名华人(或系翻译)、麦库克上校。

傅列秘是出生在纽约州的美国人,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加州参加到了淘金浪潮中,在1855年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小有规模的金矿的矿主,雇用了二十多名华工做工。他的生意后来拓展到邮递和电报服务等领域,成为一个相当成功的商人。他本人思想开明,不支持仇视华人的做法。1876年加州排华浪潮汹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派一个特别联合调查委员会去加州调查情况,这就要求有一个人能作为代表华人利益的辩护人,委员会主任找到了傅列秘,傅列秘一口答应了下来。1879年,中国第一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奏请在旧金山设立总领事一人和领事一人,次年北京任命原候选道陈树棠出任旧金山总领事,傅列秘为领事。傅列秘一直强烈反对美国社会排华,曾于1882年美国国会辩论《排华法案》的时候致信参议院,表达了抗议。在石泉惨案的调查中,傅列秘可谓尽心尽职。

傅列秘采集了五份重要证词,作证者大部分都是受到了暴乱冲击的人。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证词的内容。

石泉镇邮政局长史密斯(O. C. Smith)在证词中说,9月2日下午两点以后他听到枪声大作,远远地看到了一群暴民冲击第六矿区的华工,然后冲击华工住宅和洗衣店,朝着华工开枪,40多座华工的房子都被烧着了。他自1875年12月起就担任邮政局长的职务,因为负责给华工们付账,所以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这里的华工。史密斯说:“中国人是一个安静和非常和善的群体”“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骚扰任何家庭、妇女或孩子的事”“从来没听说过华工对白人矿工们有什么看法,他们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史密斯还说:“中国人来这里以后的六七年之中,我只听到过一点儿白人矿工对雇用华人的抱怨,但很多别的白人矿工都很高兴华工在这里,因为华工在的话白人们就不能形成一个只有白人的工会,这些白人矿工经历过太多的矿工工会和罢工了,相比于被一百个自大又自私的家伙们(即工会)的暴政控制着,他们更乐意听从一个开明的矿工头头。”史密斯回忆说,大约两年前此地的白人矿工开始组织工会,从那个时候起就一直听到对雇用华工的抱怨。史密斯最后总结说:“我看这场骚乱就是白人矿工工会干的;对这一点,我想知道事实真相的聪明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史密斯还提到,9月3日的时候镇上疯传说摩门教徒也都要被赶走,很多人都很激动,但后来并没有发生驱逐摩门教徒的事。

在石泉镇居住了15年的居民同时也是华人矿工头头的奥唐奈(W.H. O’Donnell)作证说,在惨剧爆发的前几个月白人矿工们就流露出了不满,矿主觉得白人矿工比华工麻烦多了,“我认为整个麻烦的源头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只要华工们被雇用,任何成功的罢工都组织不起来,因为华工们从不参加罢工”。奥唐奈说惨案发生的时候,大概有六十人持枪向华人射击,并朝那些朝山上奔逃的华人开枪,一大堆没有拿枪的白人在助阵。因为是大白天明火执仗地行凶,凶手也未戴面罩,所以奥唐奈认为所有凶手都应该可以被辨认出来。

9月2日正在一家公司的第6矿区分店内做事的詹姆斯·迪基(James H. Dickey)作证说,当天行凶的白人矿工“是威尔士人(Welsh)、康沃尔人(Cornishmen)和瑞典人(Swedes),以及其他国家的,没有美国人掺和在里面”。9月2日上午这些白人矿工和华工围绕第5矿区入口处的房子发生了冲突,然后事态扩大。迪基最后说:“我看引起这场屠杀(massacre)的完全就是中国人拒绝加入罢工,只要他们在这里做事他们就不会参加罢工的。”迪基证明说过去六个月中,第6矿区的白人矿工平均工薪是一天3.55美元,并没有听到对华人矿工比白人矿工工薪低而出现的抱怨。

迪基任职的这家公司叫贝克威思与奎因公司(Beckwith, Quinn &Co.),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煤矿提供矿工。公司老板贝克威思(A. C.Beckwith)在给傅列秘的证词中说,他们提供的矿工不分国籍,包括中国人在内,统统提供。1875年之前这里的矿工都是白人矿工,但那一年发生了一次罢工之后,该公司开始调整策略,向该地输入了400名华人矿工,但在1884年除了填补空缺之外已经停止招募华工来此,奥唐奈就是这家公司雇用来做华工头头的。白人矿工工薪虽然比华人矿工稍微高一点儿,但是贝克威思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从未有人有过什么抱怨。他指出:“我听到唯一的白人矿工对华人矿工的反对,就是华人矿工拒绝参加罢工,这看上去是华工惹恼了白人矿工的地方,只要白人矿工们不把华工们撵走,他们就别想在怀俄明的地盘上搞成罢工。”贝克威思说,白人矿工们为了罢工,在从内华达州的卡林镇(Carlin)到犹他州的奥格登镇(Ogden)这条铁路线上联络其他煤矿已经有一阵子了。

贝克威思的证词很简短,然而却也暴露了一个重要信息:1875年招募华人矿工来石泉镇,本身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煤矿部门为了抵制白人矿工罢工而推行的一种战略。这家美国公司本身很明白华工没有群起组织工会和罢工的传统,因此华工等于是安插在矿工组织内的一种阻止工会形成的力量,所以公司本身恰是始作俑者,而贝克威思的生意可谓为虎作伥。

这一点从贝克威思公司另一名管理人拉尔夫·兹维基(Ralph Zwicky)的证词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说明。兹维基认为惨剧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当天两拨矿工围绕房屋问题的争斗,但长远的因素则是夏天的时候煤矿公司为了阻止白人矿工搞罢工打算招募更多的华工。就案件本身,兹维基说,9月2日有一伙武装的白人矿工在镇上的“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此系白人矿工的工会)的大厅齐集,高喊“白人都加入进来”(White men, fall in),并且传递消息说“晚上6点要召开矿工大会解决华人问题(the Chinese question)”。但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差不多150人开始冲击中国人,手持来复枪对他们展开了“对无辜生灵的毫无人性的屠戮”(an inhuman butchery of innocent beings)。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中国人像一大群被追猎的羚羊一般,毫无抵抗之力,他们身后是一通紧接一通的枪声。有那么一两分钟,镇子东面的山坡上真是布满了蓝压压的一片被追杀的中国人。”(中国人多穿蓝布衣服)他看到中国人的房子被点着了,好多一直烧到午夜过后,“与此同时,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加入了洗劫与掠夺的行列”。

兹维基回忆:“第二天的时候,中国城惨不忍睹。在其中一个地方,有三具烧焦的尸体,在另外几个地方也横躺着一具或两具。有一具尸体几乎被野猪吃光了。尸体都被烧焦了。其中一具背后中枪,扑在灌木蒿草里,其他地方也有其他的遇难者。”兹维基说:“就我所知,这些中国人都是很本分和善良的劳工……我承认那些白人矿工可能不愿意看到外国人被雇用,但是解决之道不应该是诉诸屠刀,而在于妥协、仲裁和立法。”

傅列秘的调查表明,这起惨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华工拒绝参与白人矿工的罢工,导致了后者的仇视。就在傅列秘展开走访调查的9月18日这天,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三名政府视察员来到石泉镇,傅列秘向他们介绍了情况,这三名专员也简要地查看了一下案情,并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们确认行凶者中没有美国公民,都是英国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介绍说16人被逮捕,35名涉事者被释放。这些专员是视察整个铁路沿线情况的,不是为石泉惨案而来,但承诺会在年底前向内政部长报告此事。

与此同时,黄锡铨和翻译曾海走访调查了石泉的中国劳工,听他们诉说了当日的情形,而华工的证词也印证了罢工引发冲突之事。华工们告诉黄领事说:“白人们有好几次想让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要求公司给大家提高工薪,包括白人和华人的工薪。我们问他们说,如果公司拒绝给我们涨薪水怎么办。他们说,那就一起罢工,这样公司就会被迫给我们涨薪水。我们不同意那样做,就惹恼了白人们。”

按照华工们的陈述,在过去两年间石泉镇已经有了一个名为“白人的城镇”(White men’s Town)的组织,要把华人驱逐出去,但华工们都埋头工作,对这个组织和其目标完全没有理睬。9月2日早上也并没有围绕矿坑口附近的房子发生争执,相反,上午7点钟左右就有十几名白人男子来到第6矿区要求中国人不能再在这里工作,并很快开始袭击华工。到下午2点,大规模的袭击开始了。白人暴徒们的行凶手法多样,有的直接开枪射击;有的拿枪逼停华工搜身并在搜光金银细软后再放行;有的殴打华工;有的没有袭击或抢劫华工,但站着大声叫好和鼓掌来壮声势。还有一队白人妇女站在中国城的边上,大声叫好,其中两个女人持枪朝华人射击。有一位平常日子里教中国人英文的白人妇女,此时竟然也拦住中国人搜身,抢夺手绢和其他物品。在后来美国记者的调查中,有一位石泉镇的人认为这样的事情发生真是不幸,但是此人毫不掩饰他看到中国人四散奔逃时候的那种兴奋之情。

华工们表示,他们很多人分散在不同矿区工作,9月2日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有冲突发生,而且他们没有枪支和其他防卫措施,就跟一群受惊的鹿一样东奔西跑。他们可以指认很多骚乱分子,包括朝中国人开枪的两个白人妇女。他们的财产损失巨大,而且9月1日的时候他们刚刚按照传统从铁路公司购买了一个月的生活必需品,所以直接损失比其他时候尤其严重。

从沃伦州长、傅列秘和黄锡铨等人的调查来看,该镇参与暴乱的狂徒都是可以指认出来的,虽然这些狂徒可能不是美国出生的本土公民,但骚乱发生之时,该镇上很多美国白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纷纷参与到了对华人的抢劫中,造成了一场歇斯底里式的全民洗劫。上面提到的那位女英文教师的行为尤其具有代表性,一个平常温文尔雅的女教师也在骚乱中丧失理智,加入了洗劫行列。在这种情况下,镇上的人互相包庇在所难免,不可能把罪名坐实到某一个个人的头上。为傅列秘提供证据的五个人,其实都是反对工会罢工的人,或者是其利益受到了骚乱影响的人,并不能代表镇上大部分参与骚乱和抢劫的人的想法。

雇用华工的究竟:工会与铁路公司的交涉

此时,站在行凶者背后的罪魁也没有闲着。9月19日,位于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Denver)的“劳工骑士团”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尼舍姆(Thomas Neasham),致信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总监和主席,明确声称公司引入中国劳工伤害了他们白人矿工的利益,早就引发了工会负责的所有团体成员的极大不满,并附上了六条具体的不满表现,最后要求公司从整个系统中裁掉华工,并用白人矿工填补华工离开后的缺口。除了华工问题之外,该工会还要求公司驱逐贝克威思与奎因公司,认为他们卖的东西价格太贵。工会的态度可谓十分强硬。

22日,公司总监卡拉韦(S. R. Callaway)复信尼舍姆,说:“您提到华工来了以后工会成员就出现了极大的不满,但您似乎忘记了在我们无数次的会谈中您从来没有对雇用华工方面表达过不满,而且就在事件爆发前几天在我的办公室举行的会谈,即与您和奥马哈工会委员会成员一起的会议,委员会成员们也都非常高兴,丝毫没有因为公司雇用其他劳工而生龃龉。我也不得不提醒您一下,早在我们公司遭到任何劳工难题之前,已经雇用中国人了,雇用华人是公司最早就有的策略,而不是选择性雇用的结果,雇用华人是维护路基和保持煤矿运作必不可少的事。”该总监声明:“就我目前所知,在石泉之前,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遇到的劳工问题的种种困难,都与华人问题没有什么联系。”此外,该总监明确说到,至于从整个公司系统中裁撤华人,除非公司得到再也没有罢工和其他危及公司财产的事情发生,才能够考虑,但无论如何,公司都具有自主雇用任何劳工的权利,也不会欢迎其中的一批劳工去强权压迫另一批劳工。

双方交涉表明,工会是坚决排华的,而该公司正是要通过雇用华工来抵制工会要搞的罢工。在他们的利益对峙之中,中国劳工注定沦为板上鱼肉。另一方面,鉴于石泉案的残暴程度及其引发的重大后果,该铁路公司开始更为坚决地抵制工会的排华要求,而且该公司总部位于波士顿,是民主思想占主流的新英格兰老牌州,从政策层面上并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歧视外籍工人。

1885年10月1日,石泉镇以东200多千米的怀俄明州的卡本县(Carbon)的煤矿工会开始领导该煤矿罢工,并致信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声明在该公司将一切华工解雇之前绝不恢复工作,而且声明其反对华工的行为不应受到惩处。该公司上层二话没说直接关闭了卡本县煤矿,当地白人矿工悉数失业。10月2日,位于石泉镇东南600多千米的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附近的路易斯维尔镇(Louisville)的煤矿也对该公司提出了类似的排华请求,公司照样迅速关闭了该煤矿。丹佛附近的白人矿工联合签署了一份申诉书,送到铁路公司位于波士顿总部的董事会董事长处,要求“从公司中剔除中国劳工”。董事长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F. Adams)于12月16日答复说:“中国人和公司雇用的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包括美国人、欧洲人或者非洲人,都是根据合同进入公司工作的,他们或者公司随时都可以终止合同。……董事会成员不会根据国籍、肤色或宗教而歧视其员工。”这一煤矿的矿工也就此悉数失业。

证据汇集华府:傅列秘和黄锡铨呈郑藻如报告

9月30日,傅列秘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上呈驻美公使郑藻如,并附上了详细的证人证词。傅列秘说,过去十年之间在怀俄明州铁路煤矿工作的华工大约有1 000多名,从未有人犯法滋事,地方矿工也对华人矿工没有什么抱怨,这次的冲突主要是华工拒绝了“劳工骑士团”工会的联合罢工要求。暴乱发生的时候,暴徒大喊:“绝不怜悯,把他们全都射倒!”傅列秘强调,整个惨案的处理过程就是一出滑稽剧(a burlesque),他认为地方官员不会惩处任何凶手,在一种恐怖气氛下,当地没什么人敢于作证指认任何人。他也揭露了当地的腐败,指出法医检查的敷衍了事以及陪审团的罔顾真相。

保护中国外交官的麦库克上校和傅列秘对当地形势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9月20日,麦库克就向普拉特作战区发送了一封电报,提到就他17日抵达石泉镇以来所亲眼目睹的事情而言,想要地方民政官员审判凶手简直就是一个有关法律和正义的笑话,如此令人发指的暴行不得不让他建议对甜水县立即进行军事戒严,由军方逮捕和审判凶手。当然,军方并没有介入民政司法程序。

10月5日,黄锡铨将他的调查报告上呈郑藻如,附上了很多华工的证词,列出了遇难者名单、年龄和家庭状况,还附上了559名华工的联合签名。黄锡铨表示,遇难华工中发现遗体或者可以拼成遗体的总计25名,另外3人没有找到遗体,但肯定已经遇害,所以总计28人遇难。黄锡铨详细列出了华工财产损失清单,包括曾经住在42所帐篷内的508名矿工的总损失69 380.55美元,以及曾经住在茅棚内的256名华工的总损失78 368.19美元,总计764名华工共损失财产147 748.74美元。损失总额换算到今天的额度的话相当于大约418万美元。

嫌犯全部无罪释放:当地法庭结案

事实证明傅列秘和麦库克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甜水县当地官员勾结一气,司法公正和正义无从伸张。该县位于绿河的法庭成立了一个大陪审团,一共16人,其中11人来自石泉镇,其中可能就有参与暴乱的分子。

该法庭和陪审团调查了30位目击者,但只公布了其中3人的证词,这3人都是来自同一家,即蒂莫西·瑟劳威(Timothy Thirloway)牧师以及他的妻子和一位女儿。这三人平常与一些中国矿工接触较多,晚上经常给他们布道传教。他们的证词基本一致,说的都是9月2日那天下午,他们听到响声后跑出家门,发现附近的第15和第16号矿工房屋里有4名华工从屋里跑出来,但又很快跑回屋里,然后他们看到屋子从里到外冒起了黑烟,中国人随即逃跑了。当时周围还没有白人矿工抵达,于是他们判断是中国人自己点着了自己的房子。瑟劳威的妻子和女儿都问中国人说点着自己的房子岂不是把自己的东西也都烧光了吗,中国人回答说东西都埋在地下了,不会有事的。该法庭和陪审团就公布了这一家人的证词,给公众形成一种中国人自己焚毁住宅的印象。至于其他报纸对他们的这种行为的批判,他们毫不在意。

10月6日,法庭就此次事件做出了最终判决,大陪审团一致认为:

我们认真调查了上月2日在石泉镇发生的事,尽管我们调查了大量的证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证明任何一个白人在那天参与了任何一桩罪行。这样一来,不管在9月2日那天发生了什么样的罪行,在我们面前嫌疑犯都未被证明有罪。因此,尽管我们对这种情况深感遗憾,在我们宣誓的责任之下,我们完全不能够认定他们有罪。我们也调查了造成石泉镇冲突的缘由。虽然我们发现没有什么理由会导致那样的罪行,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铁路公司和其官员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停止滥用和剥削现象。如果纠正了这些滥用和剥削,我们州的名誉就不会因为9月2日之事而受玷污。

在当时依旧高涨的反华情绪下,此陪审团做出如此无耻荒唐的结论,并不意外。受拘捕的16位嫌疑人当庭获释。美联社记者报道说,当晚这些人从绿河镇回到石泉镇的时候,受到镇上数百名男女老少的夹道鼓掌欢迎。美联社的报道也不忘补上一句:当地煤矿产量锐减到了一半多。

联邦政府应否负责:公使郑藻如与国务卿的交涉

驻美公使郑藻如向北京汇报石泉惨案的第一封电报是9月22日也就是惨案发生后20天才抵达北京总理衙门的,寥寥数语,可见当时他还没有获得详细的汇报,但他要求总理衙门摘录之前美国公民在华遇害案件的赔偿银数通知他,以便同美方交涉赔偿。总署一头雾水,于9月28日复电郑氏,焦急地问询他“美伤华人,因何起衅,在何地,共伤几人,现查办如何”。30日,郑氏复电北京,简单交代了一下案情说:

此案因轮车公司在洛士丙冷地方挖煤,工价华贱土昂,公司辞去土人工头数名。七月二十四日土人闻信,突到洛士丙冷华人寓所焚杀,闻毙华人多命,即委黄锡铨等往查。先经洋官将尸埋葬十八。接锡铨草草禀称,启棺亲验,华人全尸五具,余或头腰,或手足,或数骨,或焦焚零碎,细验约二十具,伤者十人,尚无大碍,现拟赶查损失财物等情,俟续禀确情到日,力催外部办凶追赃。再洋文译曰洛士丙冷,距美都及金山各六千余里。

“七月二十四日”是农历日期,即公历的案发日9月2日。这份电报显示,郑藻如在案发28天之后,仍未获悉确切情报,而且还没有弄明白洛士丙冷具体的地理位置,竟认为该地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和旧金山都是6 000余里,实际上石泉距离旧金山大约1 200千米,也就是2 400里;距离华盛顿2 700千米,即3 400里,何来6 000余里之说?可见当时郑氏对美国地理之混沌。不过郑藻如反应积极,除了向总署询问历来中国赔偿在华受损失的美国公民的案件之外,还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发电,询问广东有关沙面案件赔偿美国的款项等等,同时聘请美国律师,一切都在为向美索赔做准备。张之洞很快向郑藻如发去了长篇电报,介绍了1883年广州沙面地方中国民众和英国以及美国方面的船只的冲突及中方的赔偿情况。

11月30日,郑藻如致信美国国务卿贝阿德(Thomas Francis Bayard,1885年3月—1889年3月出任第30任国务卿),介绍了石泉惨案情形,附上了傅列秘和黄锡铨等人的汇报总结、证人证词、法医鉴定、遇害人名单、财产损失报告等等。郑藻如要求美方严惩凶手、赔偿损失以及保护在美华人,并详细罗列了中国是如何赔偿在华受到攻击的美国公民的。这封信很长,层层铺开,可见郑藻如的确是下了大本钱请律师来做这项对美政府索赔的重要工作。按照嗣后接替郑藻如担任驻美公使的张荫桓的说法,郑氏聘请律师花费了4 000美元,换算成今日币值约在11.2万美元左右。

在此之前,就在美遇害和遭受财产损失的华工案件,中国驻美外交官也曾向美方提出过索赔要求。郑藻如提到,1880年科罗拉多丹佛的暴徒攻击中国城一案(1880年10月31日丹佛中国城遭到美国白人暴徒洗劫,华人一人死亡,中国城很多商店和住宅被焚毁),当时的国务卿威廉·埃瓦茨(William Evarts,1877—1881年出任第27任国务卿)及其继任者詹姆斯·布莱恩(James Blaine)都拒绝赔偿。郑藻如说,如果美方这次还坚持埃瓦茨时期的不赔偿政策的话,那么中国也应该同样对待那些在中国遭受损失的美国公民。

郑藻如提到当年埃瓦茨声称:“我不知道美国国家有要对丹佛暴徒攻击中国居民的行为负责的义务原则,当然也不是中美条约中所规定的;适用于丹佛居民的补偿措施也一样适用于那里的中国居民。……这就是国际法原则,也是国家友善所要求的用途。”郑藻如对此十分不满,提到国家之间是要互相友善的,指出虽然在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内明确有“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to do to others as they would have others do to them”)的条款,“但是很不幸,在本世界内基督教国家(Christian nations)并没有对中国一直实行这一原则”。然后,郑藻如历数美国是如何要求中国赔偿在华受到伤害的美国公民的,以及美国驻华公使是如何在美国务院的指示下插手美国公民在华受伤的案件并要求惩凶和赔偿的。郑藻如特别提到了中国政府在1858年赔偿了美国公民所要求的735 258.97美元,“悉数尝清”。

就美国赔偿方面,郑藻如援引了美国1850年在新奥尔良地区发生的反对西班牙的骚乱中最后是如何赔偿了西班牙的。在那个案件中,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和后来的埃瓦茨一样,起初是拒绝西班牙的赔偿要求的,理由是新奥尔良地区的西班牙居民并不比本地美国居民享有更多的保护权,但是最后美国政府还是赔偿了西班牙一大笔钱。照此道理,美国应该赔偿石泉案中受害的华人。郑藻如承认,在美华工受到了一些人的仇视,但是他很高兴美国政府和大部分民众并不是这样,美国也在1880年《中美续修条约》中承诺保护已经在美的华工,现在美国政府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12月2日,郑藻如致电北京总理衙门,汇报说:

洛士丙冷案,查因洋工停工挟价,屡恨华工不从。七月二十四日早,攻占华工所挖煤穴,殴伤华工三。未刻又攻华人住处,毙二十八,伤十五,焚掠七百余华人之财产房屋,值十四万七千七百余元,已与状师订稿,今日照请外部办凶,赔偿抚恤。

这是案件爆发正好三个月之后,总理衙门第一次相对确切地知道了案件情况,但总理衙门指示郑藻如说,嗣后遇到这类事务,“须电奏请旨再办”,即便是迟缓一些,也对己方有利,而如果径自先行办理,恐怕日后遇到了类似事件时对方借口援例,事情会很麻烦。从这三个月的交流来看,驻美公使和北京上司之间的沟通不甚良好,没有形成一个快速有效的机制。但是,好的地方在于双方都对美国的暴力排华事件极为重视,总理衙门也不断搜罗翻译上海和广州等地出版的英文报纸里的排华消息。在同文馆翻译的一些英文报纸内,北京认识到了石泉惨案的程度,所谓“自开金山以来,未有如此奇惨事也”,即自从中国人抵达旧金山以来这是最为悲惨的一桩惨案。

1886年2月18日,国务卿贝阿德就石泉案给了郑藻如一份长长的正式答复。贝阿德指出,石泉惨案发生地位于怀俄明领地之上,不是位于美国联邦的领土之上,因此应该由该领地负责此事,联邦政府理论上不应插手。贝阿德解释了美国的行政架构,试图表明联邦政府与自治的怀俄明领地之间的区别,并强调说,就石泉惨案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中美两国政府以及怀俄明领地方面都没有卷入,行凶的和受害的都是“在我国的外来人”(strangers in our land),即外国人。根据这一逻辑,美国联邦政府不能予以赔偿。

针对郑藻如提到的《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内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的规定,贝阿德指出中美具有同等义务的做法属于法律上的“诉诸人身谬误”(ad hominem),即对人不对事,而攻击华工的外国籍暴徒们的私人犯罪行为不能让美国联邦政府来承担赔偿责任。他清楚地指出,美国政府不对本国公民的个人犯罪行为负责,更不会对居住在本国的外国公民的个人犯罪行为负责。美国政府严厉谴责暴行,但像石泉案中的个人暴行并不应由美国政府来负责。对郑藻如提到的1850年美国赔偿西班牙一案,该国务卿指出,两案存在本质的不同,在新奥尔良的骚乱中西班牙领事馆受到了破坏,而且事情发生的时候两国政府正在交涉西班牙政府遣返侵犯古巴的几名美国公民,带有两国政府外交的背景在内,因此总统建议国会对西班牙进行一定程度的赔偿。石泉一案跟新奥尔良不能相提并论。贝阿德的“诉诸人身谬误”一说,是对郑藻如的索赔的最致命的否定。然而,他对调查证词内屡次提到的镇上的美国居民集体参与了洗劫华人社区一事,闭口不提。

该国务卿甚至笔锋一转,责备华工说:“中国移民的特征和习惯,让他们把自己同其他的在美国的居民和公民隔离开来,而且和其他国家的移民不一样,中国移民拒绝融入大众之中。”贝阿德认为这一点就造成了华人被歧视,特别是在那些同他们竞争工作的他国移民眼中尤其如此。除了表达了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偏见之外,贝阿德还责备中国人不应该跑去像石泉那样荒凉的地方,而且外国劳工之间类似的矛盾哪里都有,不惟石泉一处,“用来保护在宾州的一个匈牙利或者意大利合同工人的,或者一个在俄亥俄的瑞典人的,也照样适用于太平洋海岸的中国人”。

贝阿德的态度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美国联邦政府的立场,他试图向中国公使表明美国联邦政府对石泉惨案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也没有对华工进行赔偿的法律义务,中美两国签订的1844年、1858年、1868年和1880年的四个条约内也没有这样的规定,郑藻如做的一些解释属于“诉诸人身谬误”,并非条约本身的规范。从该国务卿的答复来看,美国联邦政府可以选择不赔偿,和1880年丹佛惨案时候一样。

然而,石泉惨案在当时已经引发了美国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从美联社到《纽约时报》和很多地方报纸,都纷纷就暴力骚乱和荒唐可笑的法庭结论做了广泛的报道,一时间成了全国著名的案件,远远不止是怀俄明领地一个地方的事情了。贝阿德不得不把这种情况考虑进去,因此在信的最后,他表示他个人认为,在目前的局势下,总统可能会向国会建议赔偿遭受损失的华工,但那完全是出于同情与怜悯,而不是出于两国条约要求或者国际法原则;国会也可能也会基于同样的理由,批准“非因法律义务”(ex gratia)的赔偿,虽然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他这样说的时候态度是非常谨慎的,毕竟最后的结果并不取决于他本人,而是总统和国会。

赔偿:美国决定赔偿与中国的分发赔偿

石泉惨案引发了广泛的国内外关注,对美国政府善后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也敦促华盛顿对华赔偿,因为中国国内的反美舆论正在上升,广州和重庆等地接连发生反对美国商人和传教士的事件,在华美商感受到了明显的压力,特别是在与美国西部华人联系紧密的广州一带,两广总督张之洞也在田贝眼中成了鼓动地方反美的领军人物。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下,美国总统克利夫兰于1885年12月建议国会考虑批准合适的赔偿。

此时光绪皇帝已经任命太仆寺卿张荫桓为新任驻美公使。当时驻美公使的正式头衔是“驻美、日、秘国大臣”,也就是驻扎美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西班牙在西班牙语中为España,发音类似“日斯巴尼亚”)和秘鲁国的公使,驻节美国首都华盛顿。张荫桓1886年3月19日由香港抵达日本横滨后,曾赴东京拜访了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等人。井上馨在会见时提到美国驱逐华人的事情,建议张荫桓参考法国的法律,以便抵美后加以交涉。张氏问询美国是否应该赔偿,井上馨沉思良久后说:“如果中日两国对待美国人这样的话,美国是一定要向我们索赔的。”这一问答让张荫桓坚定了赴美后办理美国政府索赔一事的信心。

4月7日抵达旧金山之后,张荫桓去中国领事署视察,然后亲赴中华会馆和三邑会馆,与华商座谈。张氏了解到此地的华商1885年刚刚遭到本地美国人的驱逐和攻击,准备回国,但账目未清无法动身,一时进退维谷,直到1886年春情况稍微好了一些,所以华商们都希望张荫桓能够在旧金山多停留一些时日,以便向他汇报情况。张荫桓在慰问华商之余,向诸商表示,自己“奉命远来,保护商民,责无旁贷”,尽显其作为驻外公使的责任感。张荫桓回顾中美关系史说:中美订约通好数十年,并在同治七年签署有允许华工自由往来美国的《蒲安臣条约》,“其时美国志在开辟西境,招致华人惟恐不力”,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地方火车铁路四通八达,“金山”附近的荒芜之地也变成了都会之所,如果没有华人的力量,怎么可能会这样好呢?讵料美国很快限制华工入美,更有驱逐之事,“近且焚掠抢杀,惨毒不堪”。华人不远万里来这里发展,应该一方面“咸务正业,毋为所轻”,一方面也要团结起来,小事诉诸会馆,大事交付领事。从我们后来人的眼光来看,张荫桓是一位尽心尽职的驻外公使,初抵美国就当着旧金山华商的面强调了其保护商民的重大责任,这是难能可贵的。

4月16日,张荫桓一行从旧金山乘火车出发,历经内华达(张氏称为“尼华大”)、犹他(“乌大”),于4月18日行抵埃文斯顿,张在日记中说:“地距洛士丙冷不远,华民箪食壶浆,意自有在,吾侪不能拯水火而慰云霓,良兹愧耳。”次日行抵怀俄明州首府夏延,州长沃伦来拜会,“谈华民被害事,并为太息。”张氏于23日抵达华盛顿上任,接替郑藻如,但北京电令其与郑藻如一起办理石泉案赔偿事宜,郑藻如暂留美国一起会同协办,待两国议定善后章程后再行回国。

在张荫桓和郑藻如的持续催问之下,美国国会于1887年初批准了一笔147 748.74美元的款项,以支票的形式通过中国驻美公使赠予中国。这一额度和黄锡铨列的石泉华人损失总额是完全一致的。在中国看来,索赔取得了巨大成功。

张荫桓将这笔赔偿款项发到旧金山总领事馆,由总领事梁廷赞于1887年4月23日(光绪十三年四月初一)到8月28日(七月初十日)逐次逐笔发放完毕,并造册登报,公之于众。通过细心对照,梁廷赞等发现伤亡和财产损失清单上有廖永玩等六人是重复申报的,因此于10月24日将这一部分多余的480.75美元退还了美国政府,美方复文表示感谢。就此,石泉案赔偿事宜于1887年10月底正式结束,美方总计赔偿了147 267.99美元。

石泉惨案索赔成功是晚清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不大不小的胜利,它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首次索赔成功的案例,正如张荫桓对光绪皇帝汇报的那样:“自中外通商以来,外国赔偿中国巨款,系属初次。”然而,这样的外交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国内新闻舆论压力和中美国际政治以及美国在华商贸阶层压力的联合产物,从美国国务卿等政府要员本身的态度和其所遵守的法律规则来看,美国不予赔偿也并不违背其行事原则,而且到最后这笔赔偿金名义上并非是赔偿遇害华工的,只是赔偿其财产损失。中国的胜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也没有能够阻止美国西部暴力排华事件继续发生,事实上旧金山等地的华人群体此后照样受到了一连串的攻击。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石泉的惨剧,中美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进一步劝禁华工进入美国的共识,这对赴美华人群体而言,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层面的惨剧。

尾声:石泉镇与海外中国情

华工们正如一粒粒被压在石头下的草籽,重压之下仍旧顽强地生长和生存着,即便曾经被人拦腰砍断,依旧生生不息。2018年,甜水县历史博物馆为了纪念石泉惨案而重新刊印了记者艾萨克·布罗姆利(Isaac H. Bromley)于1886年在波士顿发行的《1885年9月2日怀俄明领地石泉华人大惨案》(The Chinese Massacre at Rock Springs,Wyoming Territory, September 2, 1885)这本小书,并且配上了该馆珍藏的一组1895年左右农历新年时期石泉镇华人庆祝游行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石泉惨案后华人群体生生不息的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在石泉镇的华人群体也对这一国内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化做出了回应。1913年,石泉华人将使用了很多年的春节游行的游龙拆掉了。这条龙由丝绸、布匹和小镜片制成,有100英尺长(30.48米),要由100个人举着游行,龙头制造得尤其精良,游行之时威风凛凛。这个游龙制作成本高达1 000多美元,是多年来石泉镇华人引以为豪的中国文化象征。如今清朝已去,民国已到,为了和过去的旧传统分离开来,他们决定拆掉这条龙,把眼睛给了当地一个人做纪念,现在这两颗龙眼保存在甜水县历史博物馆之内。

2019年秋,我联系了对石泉镇华人移民历史十分重视的甜水县历史博物馆,问询了相关的照片采用权等问题,同时咨询了一下现在是否有华人后代住在石泉周围。博物馆的执行馆长布里吉达·布拉西(Brigida Blasi)次日就十分热情地回复我说,他认识几位华人后代,但是现在并没有任何华裔居住在以前石泉的中国城地区,在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下很多当年的华工没有结婚,当最后一批“老工人”(“old timers”)于20世纪20年代退休的时候,铁路公司出资将他们送回了中国

1925年从铁路公司煤矿退休要回国的四名华工,其中Ah Jin(阿金?)和Ah Him (阿新?)两人是石泉大屠杀的幸存者。

在该馆珍藏的一张1925年的照片上,四名回国前的华工都穿着美式西装和大衣,扎着领带,拿着礼帽,脚蹬皮鞋。这些华工当时已经早已不再是大清的子民,当年的辫子踪影全无,他们即将告别工作了大半生的熟悉而陌生的土地,越过大洋,回到熟悉而陌生的故土。沧海桑田,诚哉斯言。他们有一些人回到中国后,还给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邮寄回了自己的照片,感谢公司对他们回国时候的照顾,可见这块土地捆绑着他们一生中太多太多的记忆。

众多学者鼎力推荐,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王元崇老师著《中美相遇》已在南翔书苑上架,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200年前的清朝与美国,正仿佛今日中美关系的遥远回声。

来源:合众声 王元崇  2023 年 4 月 18 日